鈔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臺灣版武尊千圓券」正面(左邊圖案是建部大社)。

「臺灣版武尊千圓券」背面。

建部大社現況(翻拍自網路可與武尊千圓券正面的左邊圖案相比對)。   

若從西元1872年日本政府發行全國通用，名為「明治通寶」的九種不同面額紙幣開始算起，由官方正式印製之日本紙鈔迄今也已有百餘年悠久歷史了。
在日本國內陸續發行的各種年份、版式、材質、面額等諸多貨幣中，這枚「武尊千圓鈔券」在臺灣幣鈔收藏界無疑是知名度最高的紙幣。
細究其緣由，乃因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雖是戰敗的一方，但在臺灣總督府及軍方尚未全面撤返回國及移防交接之前，卻悍然不顧此刻的臺灣經濟正面臨龐大的通膨壓力。
財政當局在並未提撥充分的發行準備金做為擔保下，就很不負責的在匆促間發行這枚日據時代五十一年來的最高面額紙幣。
其中之用意、時代背景及其爾後對臺灣政、經情勢所造成的深遠影響，都值得我們來進一步探究。
二戰末期，已深陷泥淖無法自拔的日軍在太平洋及亞洲部分地區之戰事，受到英、美等同盟國大軍的聯合夾擊及反撲下，已呈現節節失利之局，頹勢敗象至此也越發明顯。
由於戰爭接二連三失利、資源短缺匱乏、對外交通又受阻，導致經濟活動無法互動交流，加上各項設備頻遭美軍空襲破壞……，在上述種種不利因素交相衝擊下，又遭逢政情不穩以致臺灣物價急遽飆漲，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此時正飽受內外交逼的總督府可說已無暇他顧，對於臺灣島內之政、經情勢再也無法像昔日能做嚴苛且立即有效的全面掌控，於是只好「飲鴆止渴」採濫發鈔票的惡質手段來挹注與因應日本殖民政權在臺灣所面臨的金融經濟問題及財務窘境。
日據時代在本地流通之臺灣銀行券，一向是由日政府所屬的印刷局先在日本當地印製完成後再運來臺灣流通使用。
後因臺、日間的海、空交通運輸受到同盟國軍隊強力反撲，以致制海權、制空權盡皆落入對方手中，使其聯外交通受阻。
因此原由日本國內印製之「臺灣銀行券」此時只好採取分地印製、就近供應的措施，改為先在日本國內製版後，再交付給總督府由臺灣本地自行印製。
此種在大戰末期由島內印製的臺灣銀行券謂之「現地刷」。
據曾任臺灣銀行副頭取的日人「本橋兵太郎」於1964年編纂發行的《臺灣銀行史》一書所述得知：為躲避盟軍空襲，印鈔機係藏在臺北金瓜石廢舊坑道內暗中作業。
這些鈔券因紙張差印刷粗劣，又為了提高印製效率盼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增加發行量，和想迴避與掩飾濫發貨幣所須承擔的政治責任，所以在印製過程中都故意將可管控總發行量的鈔券號碼皆省略不印。
由於物價不斷上漲，民間對貨幣的需求更甚以往，而先前印製之各版鈔券面額均較小，最大面值也僅壹百圓，雖加上「現地刷」龐大的印製量還是不敷使用。
在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投降前，其實臺灣總督府就曾先向日本當局提出緊急供應大面額千圓鈔券以因應島內迫切需要的請求。
大戰末期蠻橫的日本軍方原還高唱「本土決戰」、「一億玉碎」的主戰口號，仍癡心妄想覺得局勢還可有所作為，尚想繼續負嵎頑抗。
但因德國投降導致歐戰結束，接著美國的B29轟炸機又先後在廣島、長崎兩地各投下一顆原子彈。
另蘇聯也把握時機落井下石趁勢立刻對日宣戰。
受到上述種種不利的國際局勢因素內外交相衝擊，原本仍持好戰態度的日本軍方，至此才深知大勢已去再也無法獨力挽回，所以才在1945年8月15日由天皇透過廣播親自宣布無條件投降。
現若自投降當天算起，至國府正式接收臺灣止，在這兩個多月的過渡期間內，日政府為因應復員需要，並為了發放為數巨大的資遣及補償經費，故將其原擬在本土使用的部分武尊千圓券大量空運來臺，這批鈔券緊急運送到臺灣後，隨即趕工加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代表董事長或總裁之義的「頭取之印」等紅色戳章，由臺銀背書立刻發行(參見袁穎生著《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一書第411頁)。
根據當時擔任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於1979年公開出版《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這本書的部分內容所述得知：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大藏省(財政部)及日本銀行，曾指派鹽見俊二在1945年9月9日當天，將為數甚多原計畫在日本國內流通的大面額紙幣，在得到美國麥克阿瑟司令部之核可下，派遣一架專程運載此批紙鈔的水上飛機，於上午六時自橫濱起飛，因飛行速度不快竟歷經10小時航程，才在下午4時安全降落臺灣北部的淡水水上機場。
依書上記載，當時機艙內滿載著高面額紙幣，數量多到竟連隨行的鹽見俊二也只能坐臥爬行於裝滿鈔幣之大木箱上，幾乎毫無轉身空間(該書中文譯本於2001年11月由文英堂出版社發行)。

鹽見俊二於1979年出版的《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 

親自監運該批大鈔順利抵臺的鹽見俊二，首先就「預付」在臺日本公務員、官員至翌年3月合計共半年的薪餉及退職金；另又支付給戰爭末期建造島內各項要塞的工事人員津貼。
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必要之相關經費也皆藉此全數付清。
由於這一大筆不須負擔政治責任及經濟風險且有意「濫發」的貨幣，盡皆落入日本軍人、官吏、公務員的口袋，使他們一夕之間人人都成「暴富」。
但由於日僑(在臺日人)、日俘(在臺日軍)遣返作業實施在即，日本當局也深怕過多的貨幣若循此返鄉回國的管道又回流到日本國內，恐會擴大引發日本本土連續性的通貨膨脹。
當時遭遣返的日人在歸國時規定每人皆只限帶現金一千元。
反正這些憑空得來的錢財不花白不花，否則一旦時過境遷成為廢紙一張，那就白白蹧蹋對不起自己。
因此手中擁有甚多餘錢的日人開始在臺瘋狂採購消費，但因戰後台灣物資匱乏，不久即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並導致各地物價飆漲。
因此一場影響臺灣甚巨的金融災難已風雨飄搖悄然掩至，一年半後釀成社會巨變的二二八事件其遠因之一也於此刻暗自埋下。
今若從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算起，到10月25日中、日雙方在臺北舉行受降典禮止，在這兩個多月幾近無政府狀態的空窗期內，日本駐臺當局假復員需要濫發高額鈔票所造成的通貨膨脹，使承受戰亂破壞，本質早已不良的臺灣金融體系更有如雪上加霜，整體經濟在短期間內急速變壞，也間接導致 36年 2月底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根據1945年10月底的官方統計，當時臺灣銀行券發行總額已高達二十八億九千七百八十七萬餘元，數目已是同年2月底的3.15倍)。
由於有這麼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往事，和夾雜在臺、日間紛擾不已盤根錯節之經濟關係，及此枚鈔券所蘊含獨特的設計格調與濃郁之日本異國風味，才成就這枚武尊千圓券在臺灣幣鈔收藏界幾乎是人盡皆曉的高知名度。
臺灣銀行另行背書的日本銀行兌換券壹千圓(俗稱臺灣版武尊千圓券)，一般幣鈔目錄所記載的發行日期大都為民國34年7月。
若根據官方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所編印，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袁穎生副主任以所掌管之第一手資料先後撰寫的《重修臺灣省通志經濟志金融篇》及《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這兩本權威性及可信度均甚高的專書所述得知，其正確發行時間應是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後第4天，亦即是民國34年8月19日才開始在臺流通 (參見《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一書第209頁)。
光復不久，財政當局有鑑於本版紙幣面額太大，若再任其於市面繼續流通，恐將對已頗不穩定的台灣金融經濟影響甚巨，故隨即在民國34年11月7日由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根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處理省內日本銀行兌換券及臺灣銀行背書之日本兌換券辦法》這項法令，從第二天(11月 8日)起，下令凍結禁止本版紙幣在市面使用。
且強制要求持有人應自11月10日起，至12月10日為期一個月內，將此種鈔券存入指定銀行納為「臺銀特種定期存款」處理。期限內若不依規定存入，時間過後將全部失效。
這些有別於專收日本銀行券的「日銀券特種定期存款」，另又取名為「臺銀券特種定期存款」期限是一年。
凡參與此項存款計畫的民眾在存入一個月後，每個月將可定期定額提領300元。
此項做法實施後確實馬上有效減少大量紙幣在市面流通，並立刻紓緩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壓力。
由於施行「臺銀券特種定期存款」政策，因此「武尊千圓券」實際在市面流通的時間只有81天左右，發行總額若據《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一書第417頁由官方公布的資料得知，共有七億八千四百二十八萬元。
此「武尊千圓券」的人像部分是由日本著名紙幣凹版雕刻大師加藤倉吉先生(1894 ─1992)負責雕刻設計，鈔券正面右側的圖像是頗受日本民間敬重的傳奇人物「日本武尊」。
查「日本武尊」之名係源自一部完成於西元720年，專門記載日本古代神話與歷史的《日本書紀》一書而得名。
若根據另一本成書於西元712年，也是相同性質的歷史神話書籍《古事記》，則是另稱武尊為「倭建命」 (日本神祇在名稱之下多半會加上「尊」或「命」做為敬稱)。
武尊是西元第二世紀初期，日本歷史上第十二代「景行天皇」的次子，是一個武藝高強、力大無窮極為驍勇善戰並富謀略之猛將。
他從16歲起就開始率軍南征北討，協助其父皇開疆闢土。
武尊雖建立許多豐功偉績但卻英年早逝，30歲時即撒手人寰，而無緣於在父親死後承繼天皇之大位。
當第十二代「景行天皇」逝世後，王位則遺由武尊另一位同父異母的弟弟接任，亦即史上所稱之「成務天皇」。
惟「成務天皇」生前並未留下子嗣，當第十三代「成務天皇」駕崩後乃交由其姪子剛好也是武尊之次子即位，是為史上第十四代天皇，名為「仲哀天皇」(當今「平成天皇」依日本皇室族譜《皇統譜》的記載，已是第一百二十五代天皇)。
武尊英年早逝，最後雖未能繼承皇位，但其子嗣為現今日本天皇的直系祖先卻是無庸置疑的。
武尊在日本民間是一位廣受推崇並已被神格化的傳奇英雄人物。從他身上同時顯現出強健與纖弱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質，短短一生中溢滿著多采多姿，包含愛情、冒險、戰鬥以及浪漫神奇之種種故事，但最後卻是以悲劇性的淒美結局做為收場，不禁令人引發起一股敬仰與憐憫惜愛之情。
鈔券正面左側的「建部神社」，地處日本關西滋賀縣大津市。
大津位居「琵琶湖」南岸，此湖是全日最大淡水湖也是一座國家公園，面積佔滋賀縣六分之一約有2.5個臺北市那麼大，若搭火車繞湖也得花四個小時。此外它也是日本著名千年古都「京都市」附近最優美的一座風景區。
由於大津是琵琶湖畔最主要的中心都市，故一般人常譽之為「湖國中的湖都」，遊客若想由京都出發前往琵琶湖搭船遊覽，必定是以大津這座美麗的湖濱城市做為起點。
鈔券上這座「建部神社」就位在一條由南向北流入「琵琶湖」，名為「瀨田川」的河流右岸。此「瀨田川」是注入「琵琶湖」百餘條支流中最大的河川之一。
民國96年7月上旬，筆者至日本關西旅遊，7月8日當晚就投宿在琵琶湖畔的「旅亭紅葉」溫泉旅館。
翌日清晨筆者專程徒步一個多小時走到瀨田川入琵琶湖的「近江大橋」，從橋上俯視整個河面，入湖口的河面寬約 一千四百公尺 ，兩岸景色優美，充滿人文氣息是該地相當著名的旅遊景點。
交通方面欲往「建部神社」，不論是搭京阪電鐵石山坂本線在「唐橋前站」下車，或搭JR東海道本線 (琵琶湖本線)在「石山站」下車，依日本旅遊書籍之介紹若徒步大概都僅需十幾分鐘就能到達，可說極為方便。

「建部大社」就位於陽台外一望無際的日本滋賀縣琵琶湖畔(2007年7月8日攝於日本滋賀縣「旅亭紅葉」溫泉旅館)。  

但因筆者此次是參加旅行團非自助旅遊，受限於時間不多，對當地環境不熟加上徒步行程估算錯誤，故已無緣無暇再從「近江大橋」繼續前往大概還有一個多小時路程的「建部神社」去親臨見識，則是此行最感遺憾的一件事。
由於「建部神社」所奉祀之主要祭神就是「日本武尊」，因此為了鈔券左右兩側的主題一致且可相互搭配，故「建部神社」才能在日本成千上萬座大、小神社裏雀屏中選，被挑定為這張千圓鈔券正面左側的設計圖案。

「建部神社」內展示「武尊千圓券」的圖片說明與相關資料供民眾閱覽。 

日本旅遊資料上的『建部神社』現況圖片。 

『建部神社』位置圖(紅色圈處)。  

「神道教」屬日本傳統民間宗教，是一種敬畏自然萬物、崇拜祖先及天皇的多重信仰，而「神社」則是「神道教」之祭拜場所。
每座神社都有一定的等級與地位稱其為「社格」。
日本人對於神社訂有「社格制度」，依規定分為「官社」、「諸社」兩種。
「官社」根據等級再區分為「官幣大社」、「官幣中社」、「官幣小社」、「國幣大社」、「國幣中社」、「國幣小社」。明治6年又再增加一種為紀念歷史上有功人物的「別格官幣社」。
至於上述所指的「幣」係指幣帛，是奉獻給神靈供品之總稱，種類大概有布疋、食物、衣服、紙、玉器。其中「官幣社」的奉納係靠皇室支付，通常皇室奉獻的幣帛大都以棉、絲、麻等布疋為主。而「國幣社」之奉獻則交由中央政府支付。
另「諸社」則分為「府社」、「縣社」、「鄉社」、「村社」，其奉獻由各級地方政府支付；另有一些不具社格的「無格社」則只靠民間善款來維持。
在這些神社中層級最高當屬「官幣大社」。本版鈔券中這座位於日本關西滋賀縣的「建部神社」與1901年興建於臺北劍潭山上，亦即目前圓山飯店現址，在日據時代也是全臺規模最大的「臺灣神社」，皆同屬社格是最高等級的「官幣大社」。

昔日的「臺灣神社」。 

另鈔券正面幣值「千圓」這兩個字體的上方，還有一枚代表日本皇室的「菊花御紋章」。
此花紋是將一個圓分割成十六等分形成一個八重菊。
依日本早期各種文獻記載，菊花在日本是最受尊崇的一種花卉。傳統的皇室固以此做為皇家象徵，就是目前日本通用的護照、議會徽章也皆採用此款設計。
因此絢麗繽紛的櫻花雖是日本人民普遍之最愛，但菊花崇高的歷史定位至今還是屹立不搖。
「武尊臺灣券」的原票是「武尊日本券」，依日本貨幣目錄所述：公告發行日期雖是昭和17年(西元1942年)4月20日，但實際開始使用卻是在昭和20年(西元1945年)8月17日。
另根據大橋義春先生在西元1957年所編著，並由「萬國貨幣研究會」出版的《日本紙幣大系圖鑑》一書第93頁記載：武尊千圓券共印製1到9合計九種記號(目前所見的武尊「樣張」上是註明為「記號」)。
日本紙幣與臺灣紙幣其鈔券正面之流水編號皆是六碼 ，可能是為了迴避印製七位數100萬號所帶來的不便，故日本鈔券流水編號到目前為止各版紙幣的每個字軌皆只印製000001到900000共90萬枚(相關內容可參閱《蟠龍通訊拍賣目錄》第14期71頁5549項之說明)。
按日本鈔券發行傳統和《日本紙幣大系圖鑑》一書記載，武尊千圓券每個單獨 『記號』皆只印製90萬張，而從(1)到(9)這九個記號的總印製量也的確恰如書上所說是：90萬張 × 9＝810萬張(據查閱日本幣鈔拍賣網站，早期也有少數幾版日本紙幣確曾發行過9字頭鈔券，但可能是「補號鈔」為數都甚少)。
根據筆者統計發現：這九種記號中的 (1)、(3)、(4)、(5)、(8)、(9)全屬「日本武尊券」。
記號(2)則為「日本武尊券」與「韓國武尊券」共用。
「韓國武尊券」為未發行券，已知被保留的票號大都介於(2) 293901到(2) 294000之間。
記號(6)是「日本版武尊券」與「臺灣版武尊券」共用。
記號(6)的前半部號碼是「日本版武尊券」，後半部則為「臺灣版武尊券」。
目前手中登錄記號(6)「日本版武尊券」的票號有下列幾張：
(6) 026330、(6) 035697 、(6) 076362、(6) 060051 、
(6) 157113 。
已登錄記號(6)「臺灣版武尊券」的票號有下列幾張：
(6) 468398 、(6) 524536、(6) 524537、(6) 538123、
(6) 556749 、(6) 690648 、(6) 701428、(6) 826863。
記號(7)大都是「臺灣版武尊券」，但筆者也曾親見過(7) 199668、(7) 774485、(7) 776460等三張記號(7)的「日本武尊券」，此外還曾發現(7) 147694和(7) 776459等幾張也是「日本版武尊券」。
「臺灣版武尊券」、「日本版武尊券」、「韓國版武尊券」，這三種武尊系列的鈔票其整體設計大都一樣，只不過「臺灣武尊券」在鈔券背面另加蓋紅色字體「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一枚橢圓形的「頭取之印」。
「韓國版武尊券」則是於鈔券正面加蓋「朝鮮銀行券」五個紅色字體 (鈔券背面則與「日本武尊券」一樣)。
「臺灣版武尊千圓券」剛從日空運來臺後，為了因應財政急需，隨即展開緊急加蓋作業。
因係採人工一張張加蓋，故「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頭取之印」這兩枚戳章在匆促間趕工印製，難免有時會出現墨色不均或模糊不清的情形。
這種急就章的趕工效果，若與鈔券背面兩枚原先就在日本以機器加蓋顯得極清晰之紅色圓形戳章相比對，差距可說甚大。
此外還有一枚較不為人知，但卻與「日本版武尊券」頗為類似的「香港版武尊券」。
此票緣由根據馬德和先生發表在1987年8月《香港錢幣會會刊》第2期，一篇名為〈談香港加蓋鈔票〉的鈔文裡指出：西元1945年8月30日，英國艦隊收復香港後設立軍政府，是時當急之務就是儘快發行正式的香港貨幣以取代仍在市面流通，為數約有十八億日圓的軍用手票。
但因尚在英國本土趕工印製的紙幣還不知何時方能運抵香港，當局考量若再重新設計與印製另一套新版貨幣似又緩不濟急。
因此就在9月1日的行政局會議，香港軍政府總督建議何不將一批庫存從未發行，面額是1000元的軍用手票另加蓋「香港政府 1元」(HONG KONG GOVERNMENT ONE DOLLAR )以供市面臨時流通。此計畫通過後，隨即委託某位多年來一直在香港從事印刷業的匈牙利人負責監印，並從9月初開始日夜加班趕印。

「香港版武尊券」正面。 

「香港版武尊券」背面。  

孰知就在1945年9月11日，第一批先行印妥總值五千九百萬元的香港鈔票已由英國運抵香港。
正式的港鈔既然運到，是時尚在趕印加蓋的這批「香港武尊券」乃奉令停止作業，全部送往香港的上海匯豐銀行保險庫封存，並於1946年2月燒燬，據說僅保留一百套存檔及贈送給相關單位。
此枚「臺灣版武尊券」是日據時代日本政府在臺灣地區所發行最後一版、面額最大、使用最短、發行量增長率最快速的紙鈔，也是日本據臺51年來唯一是以日本國內貨幣改為臺幣型式後在臺灣當地正式全面流通的特殊品種。
就其傳承而言自有其不凡的歷史意義與時代見證之價值。
此外本券尚可與其他三種系出同源的「日本版武尊券」、「韓國版武尊券」、「香港版武尊券」，形成一系列跨國、跨地區既有趣，難度也頗高的幣鈔收藏專題。
透過本文的粗略介紹，期望可讓讀者們對這枚武尊券的來龍去脈及相關掌故能有進一步認識。
此篇文稿得以完成除靠筆者多年來所蒐錄的資料及藏品外，更感謝臺中泉友張仲寶先生提供其珍藏多年的「香港武尊券」原票給筆者參考及引用(此枚珍鈔現由臺中鈔友謝先生珍藏)；另嫻熟日文及日本歷史典故的年輕鈔友吳翰儒先生也提供不少甚具價值的寶貴資訊，在此亦一倂致上深深的謝意。

●此文於 2008年3月30日原發表在「YAHOO！奇摩部落格」，2013年9月6日經補充修正後在痞客邦重新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