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流通券拾圓
台灣流通券伍拾圓
台灣流通券壹佰圓
抗戰末期的中國，靠著歐美盟國協助，及舉國一致團結奮力抗日，在歷經漫長的八年浴血犧牲才終於迎接到勝利的來臨，但慘遭多年戰火蹂躪的神州大陸，此時仍處於百廢待舉之局面。
就幣制而言，為因應某些特殊或偏遠地區的實際狀況，或防止部分地方若發生重大及異常變動，恐會連帶影響其他區域安定，因此乃由財政部訂定分區發行貨幣的辦法。並於民國34年至37年間，在全國尚普遍實施法幣制度的現況下，另由中央銀行印製僅限某些特定地區專用之鈔券。這些鈔券若欲匯往他地需依一定比率折付(例如：一元的東北九省流通券兌十元法幣)，此項措施大致與匯款至外國的結匯制度相似。這種逾區後需經兌換，並不得直接行使的貨幣就稱之為「流通券」。
當時由中央銀行發行的「流通券」種類，計有針對淪陷較久之東北、台灣，與偏遠及經濟環境特殊的新疆，分別印製「東北九省流通券」、「台灣流通券」與「新疆省流通券」。
此外尚見一種是為圖解決抗戰勝利後，由曾任雲南省主席的盧漢將軍所統轄之第一方面集團軍，有一批總數約二十萬人的中國部隊，代表中央政府奉令進入越南北部，接受當地日本駐軍投降的任務。為解決該批軍隊進入越南時所需之各項軍費開支，特地由中央銀行另發行一套名為「越南流通券」的紙幣。
這四種流通券只有「東北九省流通券」曾順利行使二年十一個月，算是為期最久的。「新疆省流通券」之發行，卻另有一段曲折的過程：民國34年8月28日，中央銀行迪化分行在發行此套鈔券當天，相關業務人員才驚覺，鈔券背面下方原應將中文的「新疆省流通券」翻譯成維吾爾文的那行小字，竟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卻譯為維吾爾文語意的「中國土耳其斯坦流通券」(該維吾爾文為分離分子「麥斯武德」負責翻譯)。
查「土耳其斯坦」這個英文舊地名原是泛指中亞及西亞一帶(「斯坦」兩字係指「家園」之義)，範圍包括新疆省南部、新疆省中部、俄屬中亞各共和國及阿富汗北部。現今若採用「土耳其斯坦」這個舊地名來指稱新疆，就好比是拿FORMOSA(福爾摩沙)來稱呼台灣，或是以MANCHURIA(滿州里亞)來泛指中國的東北，以現況而言都是不合時宜，且易引發爭議的舊稱地名。
由於當時新疆恰巧發生「伊寧事變」，在蘇俄共黨政權卵翼支持下一些新疆親共之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另又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而這個新建立的「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國號湊巧又與「新疆省流通券」上的「土耳其斯坦」含義頗相似。由於容易混淆不清產生誤解，因此為避免被這些暴力叛亂分子刻意利用引發政治紛爭，或使新疆主權問題又再節外生枝，經相關單位請示財政當局並取得同意後，中央銀行與當時的新疆省主席吳忠信隨即下令，將此套鈔券回收停用，且連庫存新鈔也一併銷毀。但據悉，當時還是有極少部分漏網之魚繼續在市面使用，所以此套「流通券」在新疆地區仍先後行使三個多月之久。
另兩套 「台灣流通券」與「越南流通券」雖已印妥備用，卻都因故未正式發行。其中越南原為法國殖民地，但可能是涉及主權紛爭，在法國政府強力干預反對下「越南流通券」最後並未發行。
依據已逝的中國著名紙幣權威吳籌中老先生，於1994年出刊的第47期《中國紙幣》曾發表一篇名為「〈中央銀行的新疆、台灣、越南流通券〉之鈔文，在這篇鈔文中吳老先生認為，上述幾種流通券應以「台灣流通券」最為珍罕稀少。
筆者收集台鈔將近三十年，當初偶在 《新光郵鈔》及《臺灣貨幣》看到幾則有關「台灣流通券」的報導後，即對此套鈔券產生濃厚的收藏與研究興趣。91年3月間，更幸獲鈔壇許姓前輩不吝提攜後進之情，承讓給筆者一套品相甚佳的「台灣流通券」。多年來一直求之不得的收藏宿願如今終獲滿足，心喜之餘，現僅將十幾年來所收集到的資料和些許心得，草撰成此文以饗讀者， 文中倘有謬誤或缺漏之處，尚祈各地專家先進多多來函賜教。
民國32年11月23日起，一連數天中、美、英三國領袖在埃及首都舉行「開羅會議」，並於11月27日共同簽署《開羅宣言》。會議結束後，蔣委員長預料台灣光復之期，應是指日可待為時不遠，乃於33年4月17日在四川重慶的中央設計局內，另成立一個「臺灣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職權則是負責調查台灣在日本統治下的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之實際狀況。並派「閩變」後曾擔任將近八年福建省主席的陳儀為主任委員，另有丘念台等七位為委員。這個委員會的首要之務就是草擬《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做為他日接收台灣後列為施政與建設的參考依據。
此34年3月14日核定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共分成16項82條。現依這份綱要的第6項金融篇第26條所述：「接管後，應由中央銀行發行印有臺灣地名之法幣，並規定其與日本佔領時代貨幣(以下簡稱舊幣)之兌換率及其期限。兌換期間，舊幣仍暫准流通，舊幣持有人並應於期限內按法定兌換率兌換法幣，逾期此舊幣一律作廢。」據此規定，中央銀行遂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首批前進指揮所人員，於10月5日飛台接收前，就將稱之為「台灣流通券」的這批貨幣先行印妥備用。
陳儀在赴台就任行政長官之前，基於穩定台灣整體經濟的考量，曾請求最高當局暫緩孔、宋系統的中央、中國、交通、農民等四大銀行在台設立分行，且堅拒上述四大銀行接收台灣原有之金融機構，並連帶禁止法幣在台灣本島流通。在此過渡期間，中央政府根據《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之規定，可先印製 「台灣流通券」供本省於光復初期暫行使用。此種考量，一方面除能將光復後的台灣貨幣馬上納入中央銀行幣制體系內，俟將來國內政、經情勢穩定後，再完成全國幣制統一的相關事宜。此外，亦可藉 「台灣流通券」之發行，與惡性通貨膨脹已相當嚴重的法幣，暫時有所區隔，並能盡量避免本島金融經濟，被大陸動盪不安的情勢所波及，或至少減輕其不良的影響。
後因客觀情勢改變，日本在二次大戰末期為籌措大筆軍費，已在台開始濫發紙幣。34年8月6日、9日這兩天，美國B29轟炸機相繼在廣島、長崎各投下一顆原子彈。傷亡慘重的日本因不堪美軍先進武器之攻擊與摧毀，終於在8月15日由裕仁天皇出面宣布無條件投降。停戰後不久，在台的日方為發放金額龐大的資遣及補償經費，再度濫發高面額紙幣(台灣背書之武尊千圓券總發行額為784280000元)，致使台灣物價暴漲，種下惡性通貨膨脹之因，也間接導致36年2月底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據台灣省新聞處於民國54年10月所編印的《台灣光復二十年》一書之記載：「日本宣布投降的七十天內，台幣發行量增加一倍，物價則較上半年猛漲四倍有餘。」現再由當時擔任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的鹽見俊二，在1979年公開出版的《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一書所述得知：大藏省(日本財政部)和日本銀行曾指派鹽見俊二在34年9月9日當天，將整批原在日本國內流通的大面額紙幣(可能都是千圓大鈔的武尊像日本銀行兌換券)經裝箱整理後，另派遣一架螺旋槳專機(水上飛機)運送該批紙幣到台灣來。
據《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書中所記載：該架專機上午六時自日本橫濱起飛，但由於速度不快共歷經十小時航程才於下午四時安全降落台灣北部的淡水水上機場。再依該書所述：當時機艙內滿載著高面額紙幣，其數量多到竟連同行的鹽見俊二也只能坐臥爬行於鈔堆之上，幾乎毫無轉身空間(該書中文譯本已於2001年11月由文英堂出版社發行)。
這些先後空運來台的大面額紙幣，不久即由臺灣銀行緊急加蓋行名戳記，待背書手續完成後立刻發行。據記載，這些日本銀行武尊像千圓券於34年8月19日開始發行，至同年11月8日經我政府下令凍結禁止在市面使用，發行總額是七億八千四百二十八萬圓，實際流通約81天。
親自督導該批大鈔抵台的鹽見俊二，一次就全部預付發給只佔當時台灣總人口約十分之一的在台日本公務員、官員至翌年三月的所有薪水及退職金。另又支給戰爭末期建造各項要塞的工事人員薪水，其他一切必要經費也皆全數付清。因此，若從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日算起，到10月25日中、日雙方在台北舉行受降典禮止，在這兩個多月幾近無政府狀態的期間內，日本駐台當局假藉復員需要濫發高額鈔票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已連帶破壞台灣經濟發展並在短期間內使其急遽惡化。
是時台灣的經濟窘境，若與大陸惡性通貨膨脹之現況相較，似也差堪比擬不遑多讓。因此當初原想藉著發行「台灣流通券」與法幣區隔之考量應已不復存在。而且，先前在大陸各地所陸續收復的一些淪陷區，其法幣與日偽政府所發行貨幣之兌換率該如何訂定，也已引起諸多爭議。例如抗戰勝利初期，淪陷區內偽幣實際幣值，與國府統治區之法幣幣值，相差其實並不大，但政府所規定之法幣與某些偽幣的兌換率，竟有高達1比200者(例如：法幣與汪精衛的「中央儲備銀行券」是1比200；法幣與汪精衛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券」是1比5)。
當此道命令一下，原擁有偽幣者頓成赤貧，而攜來大批法幣的接收人員反成暴富，諸多不平造成民怨沸騰人心盡失。有鑑於此，台灣當局為避免重蹈覆轍，考量匆促間就發行「台灣流通券」，但對「台灣流通券」與日據時代「臺灣銀行券」之貨幣兌換，若未定出周詳適切的比率，反會引發省民的失望與不滿。加上是時地方與中央的權利畫分，尚處於糾葛不清之狀態，陳儀不但與孔祥熙、宋子文等江浙財閥素來不合，又與當時財政部長兼央行總裁俞鴻鈞更為是否該發行代表法幣的「台灣流通券」一事而爭執不休。
喧騰多時的「台灣流通券」終在行政長官陳儀堅決反對下，最後還是停止發行。在 「法幣」與「台灣流通券」皆行不通的情況下，民國34年10月24四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後，同時宣布台灣地區仍繼續使用日據時代之「台灣銀行券」，做為過渡時期的暫時性替代貨幣。「台灣流通券」最後雖未獲同意正式發行，但其風格和圖像則仍沿用於舊台幣的設計上。
35年5月22日改組後的臺灣銀行正式發行「舊台幣」，並於同年9月1日公告，宣布即日起至10月31日止，在為期兩個月內將以等值「舊台幣」兌回日據時代的「台灣銀行券」。之後再將兌換期限展延至11月30日，惟期滿後復為保護持有人之權益，又另訂《逾期未收兌舊台幣登記辦法》，故整個收兌作業是直到36年1月15日才正式結束。至此，這些日據時代的「臺灣銀行券」才終於走入歷史，結束從光復後一直扮演著過渡時期替代貨幣的角色。
日據時代的「臺灣銀行券」雖在民國34年10月24日由行政長官公署公告繼續流通，但在宣布延用「臺灣銀行券」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25日，在央行總裁俞鴻鈞指示下，財政部仍對外頒布《中央銀行台灣流通券發行辦法》共七條。可見「台灣流通券」雖有陳儀強力反對，但可能只是暫時停用。整個流通券的發行計劃在財政部長兼央行總裁俞鴻鈞堅持下，並未完全廢除，中央與地方政府為爭貨幣發行權的政治角力還依舊存在。此發行計畫是直到民政府因在大陸戰事逆轉直下節節失利，最後已無暇他顧 「台灣流通券」才不得不正式停止。
根據上述財政部所公布《中央銀行台灣流通券發行辦法》第三條：「中央銀行台灣流通券，分為壹圓、伍圓、拾圓、伍拾圓、壹佰圓五種。」這些流通券印妥後，並未立即運來台灣，直到大陸淪陷前後，才在上海當地銷燬的過程中流出一小部分。原本應有五種面額的「台灣流通券」迄今只發現拾圓、伍拾圓、壹佰圓三種。依據筆者這二十幾年來親眼所見與統計，拾圓券已發現AD、AF、AJ共三種字軌。目前所見以AF字軌居多且大都是以AF3400★★、AF3463★★、AF3467★★這些連號券為主，其次是AD字軌，AJ字軌則較為罕見。另伍拾圓已知只有AA、AF兩種字軌；壹佰圓則僅AF一種字軌。三種面值中當以拾圓券較常見，伍拾圓最珍罕，但全新品相則是以壹佰圓較少。此「台灣流通券」除為數不多的正票外也曾發現「樣張」與「試模票」。
有關「台灣流通券」的相關文獻紀錄，最早應可推溯到38年9月由上海錢萬能先生主編之《中幣會刊》第21期。另早年的一些中國紙幣專書，如1968年香港毛景安先生主編的《中國紙幣之沿革》，與1970年美國史密斯先生的《中國紙幣》。在這兩本專書中，皆只簡列 「台灣流通券」拾圓券與伍拾圓券的評價，而沒列出壹佰圓券，也未附相關實物之插圖以供對照。
直到民國65年朱棟槐先生所編著《臺灣貨幣》一書，與1981年皮克主編的《世界紙幣目錄》，在這兩本專業幣鈔書籍封面及內頁才首次分別附上一張票號是AF543387的「台灣流通券壹佰圓」圖片，與票號是AD163510的另一枚 「台灣流通券拾圓」插圖。而至今蒐錄最完整者，依筆者所知當推台北許義宗教授於1999年出版的《台灣貨幣圖說》一書。在該書第100頁到102頁共附有三幅清晰度極高且與原票尺寸相差無幾的「台灣流通券」彩色圖片。可說是目前所有介紹「台灣流通券」的相關幣鈔目錄中，最具鑑賞價值與完整性的貨幣書籍。另黨宇平先生在《錢幣天地》先後撰寫數篇有關中央銀行鈔券的鈔文，以及吳明華先生所編著之《民國稀見紙幣選錄》，上述這些書籍有關「台灣流通券」的介紹也都頗具參考研究價值。
「台灣流通券」自民國34年7月印妥後，卻因故未發行就封存在國庫署的金庫内(約有26億的台灣流通券)。至民國六十年代初期止，這二十幾年來有關 「台灣流通券」的介紹只偶見一些片斷不全的簡單報導。而相關實物卻遲遲未見公諸於世。直到香港籍收藏家張展時先生在黃志毅所主編，於民國62年5月30日出刊的第19期《收藏家郵幣雜誌》，發表一篇將近兩百字名為〈中央銀行稀見鈔‧台灣流通券真跡〉小短文，並附上一幅黑白的「台灣流通券」縮圖後，才使此枚「台灣流通券」之廬山真面目首度公諸於世。在該篇短文中，張展時更進一步披露約於民國61年間，他在澳門某家古玩店偶然間幸運獲得這張票號是AF543387的「台灣流通券壹佰圓」之簡單經過。
據瞭解，這張票號AF543387的壹佰圓可說是「台灣流通券」於民國34年7月間印妥後，二十幾年來第一次公開正式亮相，比朱棟槐《臺灣貨幣》還早約兩、三年，也比皮克在1981年出版《世界紙幣目錄》一書中所刊錄的那張拾圓券更早了將近十年。
徐祖欽先生曾在民國65年1月及同年4月，所分別刊出的《新光郵鈔》103期和106期，與民國66年由高雄煉油總廠發行的《郵鈔會刊》第2期共撰寫三篇有關AF543387此枚壹佰圓台灣流通券的後續報導。從這幾篇報導得知：此枚珍鈔是一位拾荒者自整包廢紙中無意間發現，後轉賣給澳門某家古玩店，古玩店老闆再售給適巧到澳門旅遊的香港幣鈔收藏家張展時，張先生幸獲此珍鈔後有一次特攜帶來台供幾位熟識的台北泉友鑑賞。台鈔專家朱棟槐先生乍見此票不禁怦然心動，一連七天每天只要一下班吃完晚飯，就特邀張先生至台北松山機場附近的某家咖啡廳相聚喝咖啡，閒聊之際不忘再三懇請張先生是否能將此枚珍鈔割愛給他。後因張先生返港在即，且也真受朱先生的一番至誠所感動，結果是以18000元割愛價讓予朱棟槐收藏(上述內容係根據《新光郵鈔》第106期徐祖欽先生的撰文報導)。
「名馬歸伯樂」、「寶劍贈英雄」，當時尚稱是全台孤品的這枚「台灣流通券」終於順利收進大藏家的鈔輯內。朱先生得此珍鈔後視若至寶，並把它編入《臺灣貨幣》一書做為封面圖版，使這本研究台鈔的堂堂鉅作，更因此券而生色不少(數十年後這張AF543387台灣流通券壹佰圓再度現身，被藏家拿出來刊登在《2011年遠東春季拍賣目錄》付拍，最後是以34萬元的高價拍出)。
此外筆者在查閱一代錢幣大師大陸馬定祥先生的年鑑時，無意間發現馬先生生前也曾擁有一套「台灣流通券」正票。但不幸在文革期間已散失不見了(詳見馬定祥先生年譜一九六六年的記載)。現若依年譜所記載之時間點來推斷：馬先生珍藏的這一套「台灣流通券」似又比張展時先生在民國六十一年間於澳門古玩店所買進的那張票號是AF543887的「台灣流通券」壹佰圓還要早。
此外「上海博物館」於2012年6月出版的《紙上繁華》一書第97頁，亦刊載一張票號是AF542357的「台灣流通券」壹佰圓。其原擁有者是中國早期著名的幣鈔大收藏家李偉先先生。他於1965年將一批共3983張珍藏多年的歷代紙鈔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李先生擁有此券的年代應也和馬定祥先生差不多吧！
李偉先先生珍藏多年票號AF542357的「台灣流通券」壹佰圓
「台灣流通券」係由中央印製廠上海廠所承印。正面、背面均採平版印刷，正面底紋是以「中央銀行」及「台灣流通券」兩種字樣交互排列。三種不同面值的「台灣流通券」其正面主圖都是「國父肖像」。在張展時那篇「中央銀行稀見鈔‧台灣流通券真跡」的短文及圖片尚未發表前，由於大家都未見過「台灣流通券」實物，所以當時有些紙幣專書如毛景安的《中國紙幣之沿革》還推測錯誤以為拾圓券的正面圖案可能是採「蔣介石肖像」。
「台灣流通券」背面的圖案設計則和舊台幣一樣皆為「驅荷海戰圖」。這也是中國紙幣首次採用此款圖案。有關該幅插圖之說明，在錢萬能所主編的中國紙幣集藏會，小叢書之六《鈔票上的故事》、小叢書之十四《臺灣‧東北‧疆鈔》，都誤認為是「甲午海戰圖」。有此一說：這幅「海戰圖」係選自荷蘭駐臺的最後一任領事揆一(Coyett)所著《被遺誤的福爾摩沙》一書。由鄭成功打敗荷蘭收復臺灣，來影射抗戰勝利後臺灣又將重回祖國懷抱，仔細推敲此幅海戰圖所隱含的歷史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了。
時至今日「台灣流通券」不論是單張或成套，這幾年來在華人世界所出刊的幣鈔拍賣目錄或錢幣市場都已陸續先後出現過好幾次 ，珍罕性似也不若以往。一九九五年四月下旬一連三天，在江蘇揚州市鹽阜西路的一場錢幣交流會上，某地攤適巧展售數套新舊雜陳的「台灣流通券」，孰知此批珍鈔剛剛露臉隨即被來自杭州的周姓錢幣商捷足先登全部買走。而那天恰好也有一位遠自台灣來的石姓資深幣鈔收藏家，當他聞訊趕抵該攤位時雙方已成交完畢。事後新票主周姓錢幣商也只願给台灣石姓藏家一看其中的兩張「台灣流通券」且還堅拒不讓售。相距咫尺之近，想不到才因慢了一步就與該批珍鈔無緣無福失之交臂，令這位已遊走海峽兩岸多年的石姓老收藏家迄今仍深自引以為憾(相關內容是石姓老藏家向筆者親述)。
這套鈔券的存世量，依大陸蔡小軍先生在《亞洲錢幣》創刊號的撰文粗估約在三十套以內，如從物以稀為貴的觀點來看，如今「台灣流通券」早非存世孤品，珍罕性既不若往昔，知名度更不似其他大名鼎鼎的台鈔珍品如空心金門券、大陳券、大小花……等等，在台灣集鈔界幾乎是人盡皆知。但從一八六二年(清朝同治元年)，本島出現第一張「臺灣籌防總局道府官票」的台灣紙幣始祖算起，歷經清領、日據到光復迄今已一百四十餘年，「台灣流通券」可說是中央政府印製諸多種類之鈔券中與台灣有密切相關的第一套紙幣，最後雖因故未能在全台流通，但其在台灣貨幣史上的特殊定位與價值還是毋庸置疑。
今再從收藏的角度來審視，從八十九年七月起，新台幣已成央行正式發行的國幣。因此「台灣流通券」也可與今後陸續發行的中央銀行新版壹仟圓、伍佰圓、壹佰圓、貳佰圓、貳仟圓等各種不同面額鈔券，合而為一再自成另一個收藏體系。而身為中央銀行所發行與台灣相關的首套紙幣，「台灣流通券」它未來將引領風光的龍頭地位更是不容小覷。「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我們不妨也採同樣的態度拭目以待靜觀它未來的發展吧！
中央銀行台灣流通券票號統計 ：http://long11281128.pixnet.net/blog/post/247310636
●此文於2008年3月16日原發表在「YAHOO！奇摩部落格」，2013年9月19日經補充修正後在痞客邦重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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