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網路搜尋找到一張由日本人於1895年9月拍攝的臺北市北門(承恩門)舊照片(參見附圖一)。
附圖一
原本只是充滿歷史滄桑與古趣古味的這張黑白舊照片，最近又有專家另以數位技術將之處理轉變為彩色版(參見附圖二)，並重PO在臉書平台，讓120多年前臺北城內的建築型態更加清晰呈現在大家眼前。
附圖二
發布在臉書平台的這張「彩色版」北門舊照片(附圖二)，曾有臉書讀者看後以半開玩笑的口吻留言說：「照片後方遠處怎麼有兩座晴空塔？」
讀者戲謔之回應，不禁引發我莫大的探討興趣！
半年前個人為撰寫一篇探究有關1899年臺灣銀行「臨時營業所」(第一代臺銀本店)的文章，為此個人曾對清代在臺北城內三大重要官署 ─ 「臺灣巡撫衙門」、「臺灣布政使司衙門」及「欽差行臺」，下過一番心血認真研究並自認還略有所得(此文已刊登在2018年7月出刊的第44期《台北市集幣會刊》第125頁至第134頁)。
從清廷於1885年詔諭決定將臺灣改設行省開始算起，至1919年3月總督府新廳舍完工，並選在1919年4月正式遷入現址為止，這段期間臺北市的北門及西門一帶(現今中山堂附近) ，先後設有「臺灣巡撫衙門」、「臺灣布政使司衙門」及原為欽差行臺的「總督府舊廳舍」(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至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皆在這座總督府舊廳舍辦公)等三座重要行政官署。
歷經清朝與日本統治初期這三十幾年內，這些官署建築群之集中區域，堪稱是當時全臺的政治中樞(三座官署的彼此相關位置參見附圖三)。
附圖三
清代在臺北城陸續興建的這三座重要官署，目前所能查覽搜尋到之相關舊照片，其中當以「臺灣巡撫衙門」舊照片最為少見。
由於所見不多又缺乏可供比對佐證之參考素材，現今在有關臺灣歷史研究的書籍裡，驚然發現常將三者錯誤引述以致搞得混淆不清，例如將「臺灣巡撫衙門」誤指為「臺灣布政使司衙門」，或把「欽差行臺」誤指為「臺灣布政使司衙門」、或是將「布政使司衙門」誤指為「總督府舊廳舍」......，種種舛誤不一而足。
在這些錯誤之陳述中，最常被引證的就是「臺灣巡撫衙門」。
1895年6月7日(陽曆)日軍進入臺北城之前，當時城內幾座清朝官署，除「臺灣巡撫衙門」在乙未戰爭初期慘遭暴動作亂之清兵放火焚燬以致內部幾乎已不堪使用外，其餘多半還很新且仍保存良好。
因此日本政府就以「布政使司衙門」整座建築群，權充做為總督府轄下各行政單位的辦公處所。
從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到至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都是在「布政使司衙門」西側的另一座建築 ─ 籌防局(原欽差行臺)做為臺灣總督真正的辦公處所(附圖四是位於欽差行臺第三進東大堂的總督府舊廳舍曾先後做為臺灣總督與民政長官之辦公室，此廳舍後遷移至現為善導寺的淨土宗臺北別院目前早已拆除)。
附圖四
「臺灣巡撫衙門」在日軍尚未進城前，因遭城內清兵嚴重破壞，舊址空地一度做為豢養軍馬的馬場(附圖五)，後來又改變用途做為日軍砲兵大隊營區。
「臺灣巡撫衙門」舊照片雖常遭誤引誤用，但個人覺得「臺灣巡撫衙門」在所見不多的舊照片中甚具特色，反而最不容易搞錯。
附圖五：紅色橢圓形標示處是「臺灣巡撫衙門」所獨有的兩根大旗桿。
「臺灣巡撫衙門」與相鄰的另兩座官署 ─ 「臺灣布政使司衙門」及「欽差行臺」相比對，經詳加整理個人歸納出有四大特徵：
(1).「臺灣巡撫衙門」的頭門與照牆距離較短，因此東轅門、西轅門近頭門的單側原設有短木柵圍欄後又拆除(另兩座官署的東轅門與西轅門左右兩側都設有一長排木柵圍欄)。
(2).「臺灣巡撫衙門」最明顯之特徵是頭門與照牆間的院落，有兩座巍然聳立遠遠就可看到的大旗桿，另兩座官署則無(參見李瑞宗教授《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書中第132頁) 。
(3).「臺灣巡撫衙門」的兩根大旗桿旁，各設有兩座「四角亭」，另兩座官署則無 。
(4).「臺灣巡撫衙門」的大門有六排五嶽朝天的山牆夾護，面寬十五開間。這種五嶽朝天的山牆夾護之建築在清末臺北城至少有三處，一是臺灣巡撫衙門，二是軍裝局(機器局)，三是軍械所及火藥局(參見李瑞宗教授《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書中第133頁)，但另兩座官署則無 。
其中「臺灣巡撫衙門」最明顯可見的還是那兩根巍然高聳的大旗桿，一眼就可完全確認。
※這三座清代重要官署的現今位置，依李瑞宗教授《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臺的新透視》書中第190頁所述：
(1). 臺灣巡撫衙門約在現今「中央信託局」(今臺灣銀行武昌分行)附近 「巡撫衙門舊址紀念碑」目前立在中山堂大門斜對面靠馬路處)。
(2). 欽差行臺約在「中山堂」附近。
(3). 布政使司衙門約在「中山堂前的國父銅像」附近(「布政使司衙門舊址紀念碑」目前立在中山堂大門右側之花圃)。
●此文於2018年9月11日，原發表於「林永隆臉書」， 2018年11月21日專貼再轉貼至痞客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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