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長期收集與研究臺灣系列紙幣，因此對於「歷代臺銀總行」、清代在臺北城內設置的幾座重要官署(1899年9月株式會社臺灣銀行第一個本店就設於布政使司衙門內的「庫廳」)、臺灣神社 (「臺灣銀行券」鈔票的正面圖案大都採用臺灣神社)，等系列專題都有深入探究之強烈興趣。
今天(2019年6月29日)所PO這篇文章 ─〈是「欽差行臺」還是「布政使司衙門」〉，亦是基於研究興趣而深入探討並公開發表的一些個人淺見與心得。
「附圖一」這本名為《臺灣諸景寫真帖》的小冊共分兩輯(該書封面參見附圖一)，是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人員拍攝，並於明治29年(1896年)出版。
附圖一：《臺灣諸景寫真帖》封面。
《臺灣諸景寫真帖》首輯僅35頁，除部分頁數放置三或四張小照片外，大多數頁面都以一張大照片為主，每張照片都另附題名、簡介及拍攝日期。
首輯拍攝時間在1895年9月16日至10月12日之間，拍攝地點包含北臺灣的基隆、臺北、新竹三地。
第二輯拍攝時間在1895年10月16日至11月7日之間，共收錄26張黑白老照片，拍攝地點則集中於南臺灣高雄(舊稱打狗)、臺南兩地，但主要還是以「臺南」為主。
《臺灣諸景寫真帖》首輯，內有刊登一張標註「台灣布政使司衙門」的黑白舊照片(附圖二)。
附圖二：《臺灣諸景寫真帖》首輯，刊登一張標註「台灣布政使司衙門」的黑白舊照片。
拍攝日期依書上之記載是明治28年(1895年)9月22日，此日期距離1895年6月17日總督府在臺始政已過了三個多月。
「附圖二」這張照片若與本文所PO的另一張相同建築之舊照片(附圖三)拿來互相比對，「附圖二」與「附圖三」這兩張舊照片都是臺北城內的一座「清代官署」，差異只在於建築物「有窗戶」與「沒窗戶」。
附圖三：清代官署(欽差行臺)。
何以同樣一座建築群，會有窗戶是否開設的情況出現？
「附圖三」這張「沒窗戶」的「清代官署」舊照，推斷應是剛興建時，屬於早期之原貌。
由於日本人極重視房子採光與通風，所以「附圖二」這張「有窗戶」的「官署」舊照，這些窗戶顯然都是日本在臺始政後才陸續鑿設。
「附圖二」這張出自《臺灣諸景寫真帖》之舊照片，可說是目前最常被引用的一張影像照片。
由於拍攝這張照片的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人員，當初出版《臺灣諸景寫真帖》時，書中已明確標註此建築群就是「臺灣布政使司衙門」。
此後大家就相沿成習甚至已習焉而不察，凡是引用到此舊照片時，幾乎都一律冠上「臺灣布政使司衙門」之名，而未詳加瞭解與研究其中是否有誤。
例如由國立「國立臺灣博物館」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聯合掛名，於2002年4月出版的《黃虎旗的故事 ─ 臺灣民主國文物圖錄》，在該書第177頁所附之說明如下：「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在初期設於清代的布政使司衙門，直到1919年新的總督府」(現總統府)落成後，才移至新址。」(參見附圖四)。
附圖四：《黃虎旗的故事 ─ 臺灣民主國文物圖錄》書中第177頁的說明。
上述《黃虎旗的故事 ─ 臺灣民主國文物圖錄》書中所附短短不到50字之簡單說明，個人覺得最少就有兩個令人起疑的錯誤之處。
第一，日治初期臺灣總督的「辦公室」是設於「欽差行臺」內的第三進東大堂，而非清代的「布政使司衙門」。
第二，書中這張附圖真的是清代的「布政使司衙門」嗎？
現今在臺北市南海路植物園內，設有一座1985年被指定為二級古蹟(現已是國定古蹟)，並於1988年在該處特地成立一座「布政使司文物館」。
「布政使司文物館」是一座在開放時間內可供民眾免費自由參觀的清代閩南式官署建築(開放時間：星期三至星期日09：30至16：30，星期一及星期二休館)。
此「布政使司文物館」之名沿用二十幾年，都無爭議。
後經時為中原大學景觀系李瑞宗先生細心考證詳加研究(李瑞宗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發現此座古蹟名稱之認定，似乎有誤。
李瑞宗先生認為此座古蹟並非清代布政使司衙門，正確名稱在清末是稱做「欽差行臺」。
「欽差行臺」於1894年完工，那年適逢甲午戰爭爆發，臺灣巡撫唐景崧以「欽差行臺」做為「籌防局」，主籌戰爭期間一切應急事務。
1895年6月17日日本在臺始政，從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至第七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止，這前後七任臺灣總督的總督辦公室，皆設在「欽差行臺」第三進之東大堂(此東大堂在清代是放置萬歲牌所在)。
1919年4月，總督府遷至位於現今重慶南路一段122號(即現在的總統府)，為方便有所區隔，後來此座官署改稱為「臺灣總督府舊廳舍」。
總計從1895年6月17日起，至1919年3月止，這座原清代的「欽差行臺」被充當臺灣總督辦公室的時間，竟長達將近24年之久。
位於布政使司衙門西側的「欽差行臺」，是由臺灣巡撫邵友濂於光緒18年(1892年)動工興建，1894年完工後專門提供做為外地高級官員來臺北視察時住宿及宴會、會議之用。
此項古蹟的正名之舉，係由李瑞宗教授主導，經他查閱相關史料及地圖後，為符合本建物之正確名稱，故應修正名稱改為「欽差行臺」，後經官方嚴予審核認定通過，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中華民國102年2月1日以北市文化二字第10230278401號公告，修正本古蹟名稱，將「布政使司文物館」正式更名為「欽差行臺」(附圖五)。
附圖五：原「布政使司文物館」更名為「欽差行臺文物館」之告示牌。
李瑞宗教授對「欽差行臺」這項主題學有專精素有研究，先前就已在民國96年11月交由臺北市「南天書局」出版一冊名為《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的研究專書(附圖六)。
「布政使司衙門」更名為「欽差行臺」其立論依據，許多都是參照李瑞宗教授《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書中的精闢分析研究成果而來。
附圖六：李瑞宗教授《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封面。
在該書第36頁(附圖七)所附插圖下方標註之說明如下：「遠方即是欽差行臺的建築群，1895年。左右兩側的最邊間，屋脊未採用翹脊。後方立有二座高大的旗桿，即為巡撫衙門的入口。」
附圖七：《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書中第36頁有關「欽差行臺」之說明。
此外，我們再從「附圖二」這張照片實際的拍攝角度來探究，亦可確認是「欽差行臺」無誤。
在1894年之後，若從昔日名為「承恩門」的北門進入臺北城，在現今「中山堂」一帶共有成「品」字分布排列的三座清代重要官署(附圖八)。
附圖八：「品」字分布排列的三座清代官署。
這三座當時是清代臺北城內重要的行政官署，其名稱分別是「臺灣巡撫衙門」、「布政使司衙門」及「欽差行臺」。
其中「品」字上邊的那個口字是「臺灣巡撫衙門」。
「品」字下邊之「左口」，是「欽差行臺」(1894年改為「籌防局」)。
「品」字下邊的「右口」，則是「臺灣布政使司衙門」。
若將此三座官署做一比喻，臺灣巡撫衙門層級最高就猶如「總統府」；布政使司衙門的行政體系龐大掌管事務繁多有如「行政院」；而欽差行臺在設立之初其功用就好比是「臺北賓館」。
在「附圖八」後方有兩根我另以紅色橢圓形特別標示的高大石雕旗杆處，就是當時「臺灣巡撫衙門」的位置。
現以這兩根高大石雕旗杆做為方位之標的，從這三座官署的相對位置與角度來判定，在「附圖二」這張照片只可能出現「欽差行臺」，根本不可能出現「布政使司衙門」的影像！
再從反向來思考，若「附圖二」這張照片真的是品字下邊「右口」的「布政使司衙門」，則品字下邊「左口」近在咫尺相鄰的「欽差行臺」則又位在哪裡？
「欽差行臺」豈不是憑空消失了嗎！
雖然《臺灣諸景寫真帖》錯誤在先，其實在《臺灣諸景寫真帖》於明治29年(1896年)出版後的第三年，亦即在明治32年(1899年)，日本人石川源一郎也曾編著另一本《臺灣名所寫真帖》，該書對「臺灣布政使司衙門」之說已有修正。
在石川源一郎《臺灣諸景寫真帖》書中所附的照片有一段中文翻譯說明如下：「台灣總督府位於西門町三丁目通，建物是舊政府時代的行台，以供外來大官住宿，各官廳長官時常在此會宴集議，其功能類似東京的鹿鳴館。 光緒十八年(我明治二十五年)興建，光緒二十一年(明治二十八年)落成。明治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樺山總督等官員入駐此地， 宣布全島始政，而做為總督府，其內有陸海軍幕僚及民政部、監督部、臨時土地調查局等機構。」(附圖九)
上述那段中文翻譯提及的「行台」就是「欽差行臺」(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唐景崧將其改為「籌防局」)。
可能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人員拍攝的這本《臺灣諸景寫真帖》影響較大，雖是錯誤之引述，但已在民國102年2月1日由臺北市文化二字第10230278401號公告修正本古蹟名稱，將「布政使司文物館」正式更名為「欽差行臺」，並公告周知。
附圖九：日本人石川源一郎《臺灣名所寫真帖》書中有關「欽差行臺」的說明。
時至今日(2021年1月)，距離2013年2月由官方的臺北市政府化局明確將「布政使司文物館」正名為「欽差行臺」至今已有8年多，但「附圖二」這張明明是「欽差行臺」之舊照，由於積習難改以致屢屢被誤稱為「布政使司衙門」的情形，似仍未見完全改正......。
●此文於2019年6月29日原發表在「林永隆的臉書」，2021年1月10日再轉貼至痞客邦。
https://www.facebook.com/lingyulon/posts/pfbid02EvxpVmf8xDPGddPtu3VYPpEzyjZhLkLBmTRsXyRmk6FhPxAB35z7tEv7PqddNd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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