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中午,昭和天皇透過電台發表全國錄音講話(玉音放送),正式宣告無條件投降。
1945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派員來臺接管,正式結束日本在臺將近51年的殖民統治。
臺灣雖已光復,但原由總督府委託「株式會社臺灣銀行」發行的「臺灣銀行券」並未隨即作廢停用,還是持續印製與通用好一段時間才告結束。
這種舊版貨幣在改朝換代後,仍繼續在臺延用的特殊現象維持了七個多月。
直到臺灣銀行於民國35年5月20日重新改組成立,並於第三天(5月22日) 發行首批面額分別是壹圓、伍圓、拾圓的新版「臺幣鈔券」 (日後俗稱該版鈔券為「舊臺幣」),並準備替換已行之多年的「臺灣銀行券」後,這一整套日本時代的貨幣體系才正式揮別臺灣金融舞台慢步走入歷史長河。
新版貨幣(舊臺幣)發行後,自應訂定實施辦法,立即「定價」與「分期」將日本時代的「臺灣銀行券」收兌回籠。
當時考量為了避免對價格體系過度影響,並方便整體收兌作業順利進行,乃發布公告將剛發行的「臺幣」(日後俗稱舊臺幣)與「臺灣銀行券」,訂出1:1的比率收兌。
重新改組的臺灣銀行,接著又陸續發行伍拾圓、壹百圓、伍百圓、壹仟圓、壹萬圓等數種不同面額的紙幣以便互相融通替換,整個舊臺幣的體系至此才更顯完備。
舊臺幣流通後期,由於臺灣通貨膨脹日益嚴重,為節省現鈔收付手續及因應市面迫切需要,在時任臺銀營業部經理應昌期先生建議下,由臺灣銀行所屬「第一印刷廠」另印製四種不同面額之「定額本票」,配合現鈔一 起流通。
臺灣銀行當初何以會選擇印製發行「舊臺幣本票」?
還有本票上「人工簽章」之由來?
上述這兩個問題在李建樹先生編著,並於1999年10月交由「理藝出版社」發行的《應昌期傳》第69頁,有段極重要之敘述恰可參考引證,現將該段內容抄錄如下:「在新臺幣改制尚未實施前,臺灣銀行只有1家印鈔廠,鈔票根本來不及印,一時形成大家都要現鈔的局面。時任營業部經理的應昌期看在眼裡,著實著急,因此想出了以臺灣銀行發行定額本票的辦法來緩衝,即規定由本行中二位高級職員 (襄理以上)人工簽字的本票來代替現金,日後再將本票換回。開始時嚴家淦認為不妥,讓應昌期立即停止這種作法。應昌期則認為此法沒什麼不妥,何況現鈔不夠,銀行無法開門營業,所以堅持執行,並很快緩和了局面。」
決策終於拍板定案,臺銀從37年5月3日正式發行「定額本票」。
這些定額本票的券面上只要臺灣銀行襄理以上之高級行員親筆簽名、蓋章以示負責,即可暫且權充現鈔對外發行。
日後再將這些流通市面的「定額本票」另以等值現金換回,希望可藉此暫時紓緩市面上現鈔不足之窘況。
這些票券雖稱做「本票」,功能卻與一般流通現鈔無異,這種把「本票」當現鈔使用的特殊情形可說是舊臺幣獨特之處。
本文主角應昌期先生,在臺灣早期的金融界與企業圈是一位響叮噹大有來頭的重要人物。
應先生在臺銀服務期間歷任各項重要職位,並曾一度身兼臺灣銀行副總經理、 代總經理、國外部經理、營業部經理、業務部經理等五大要職,當時可說是臺灣銀行實際負責人。
其才幹操守一直深受前後幾任臺銀董事長賞識,並授以相當大之職權。
但據說因他不肯入黨而失去更上層樓的機會,加上對黃杰省主席主政下的官僚體系作風無法認同,乃毅然決然辭職離開臺銀,從此不再擔任公務員 (依《應昌期傳》第75頁、76頁所述:臺灣省省主席黃杰指派一位完全外行的親信下屬出任臺灣銀行副總經理,而將應昌期調為臺灣省中小企業銀行總經理, 這項派令讓應昌期頗為不滿。加上不肯為了謀求臺銀總經理一職,而申請加入國民黨,故毅然決然辭職離開臺銀另謀高就)。
民國52年3月,應先生請辭臺銀副總經理職位,隨即轉任中興紙業公司董事長。
此後,又曾經營紡織、食油等工業,成為當時國內著名大企業家。
應先生事業有成之餘,在國內大力推展圍棋運動,並成立「應昌期圍棋教育基金會」。
舊臺幣發行額最初原核定30億元,但隨著臺灣通貨膨脹日益嚴重,而接續發行的「定額本票」因無準備金,又不受通貨發行須遵循相關法規之限制,故發行數量急遽飆增導致一發不可收拾。
依38年12月官方出版的《臺灣銀行季刊》第三卷第一期第221頁記載,截至38年6月14日(幣制改革前一天),「舊臺幣現鈔」發行527033734425元,「定額本票」則發行1213580535400元,現鈔與本票兩項合計共1740614269825元,發行總額高達17406億,這已是當初原核定發行30億元的580倍。
「定額本票」從37年5月3日開始發行,到38年6月14日止,不過短短一年一個多月,其總發行量竟是已發行長達三年之「舊臺幣現鈔」的2.3倍。
舊臺幣通用之後期,臺灣由於物價暴漲通膨越發嚴重,這些大面額的「定額本票」,無疑正是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裡,最具體、最具代表性的一項歷史佐證。
如前所述,定額本票之發行係由應昌期首先提議並全面實施,亦即他本人正是這套貨幣體系的實際「催生者」與「推行者」。
當時定額本票依規定需臺銀授權經相關人員簽名、蓋章後 才算生效,是時身為臺銀高層主管的應昌期先生,在定額本票從開始發行,到停用及收兌回籠這段期間內,以他個人名義所簽發之舊臺幣本票,曾否留下實物做為佐證,則是本文探究之處。
現僅將舊臺幣四種定額本票發行情形,與有關應昌期之簽名研究分述如下:
(一). 本票伍仟圓
「本票伍仟圓」是最先發行的第一種舊臺幣本票(37年5月3日)。
剛發行時,也是舊臺幣最大面額,它比發行於37年12月11日的「舊臺幣壹萬圓第一廠」紙幣,還早七個多月。
有些藏家將本票伍仟圓詳分為「簽章券」和「未簽章券」兩種。
所謂「簽章券」是指本票正面有臺銀襄理以上高級行員之親筆簽章、蓋印並標示日期,「未簽章券」 則否 (大都是全新品相屬未發行券)。
由於「簽章券」大都曾在市面流通,因此「簽章券」全新品相顯然是比「未簽章券」的全新票更加珍罕。
此版鈔券只印製「無字軌」一種,由於面額不大,發行後似乎還不足以馬上紓解市面鈔券缺乏之窘況,所以實際發行量並不多。
「本票伍仟圓」目前僅發現0字頭到6字頭,估計發行量可能只有70萬張左右。
新品、舊鈔合計之總存世量若以發行字軌和市場所見推估,在四種面額的本票中只比「本票壹佰萬圓」多,但較「本票拾萬圓」和「本票壹萬圓」少,排行應位居第二。
署名「應昌期」的「本票伍仟圓印刷簽章券」迄今尚未發現,而「應昌期親筆簽章券」僅少量發現並不多見(目前確定已發現4張)。
2014年 3月出刊的《蟠龍通訊拍賣》第49期第6254項,曾刊載一張票號051500 的本票伍仟圓「應昌期親筆簽章」舊鈔,是足以佐證的少見實品之一。
2015年10月19日,高雄謝欣宏醫師提供自己珍藏,票號050819 的另一張本票伍仟圓「應昌期親筆簽章」舊鈔,作為佐證。
2016年7月出刊的《東南通訊拍賣》第46期第 6260項,刊登一張票號051183 的本票伍仟圓「應昌期親筆簽章」舊鈔(2020年12月21日中部鈔友提供一張票號006071 的一張本票伍仟圓「應昌期親筆簽章」舊鈔)。
001:應昌期親筆簽章的本票伍仟圓(翻拍自《蟠龍通訊拍賣》第49期簽用日期37年5月26日)。
002:2015年10月19日高雄謝醫師提供自己珍藏票號050819 「應昌期親筆簽章」舊鈔。
003:應昌期親筆簽章的本票伍仟圓 (翻拍自《東南通訊拍賣》第46期)。
004:2020年12月21日,中部鈔友游乙剛先生熱心提供。
(二). 本票壹萬圓:
本票壹萬圓發行於37年6月8日,其字軌型式分成「無字軌」與「單字軌」兩種。
「單字軌」只印製一組「A字軌」。
不論是「無字軌」或「A字軌」,據統計這兩組字軌的0字頭到9字頭都有發現實物,依此推算本票壹萬圓的總發行量應有200萬張。
根據本票壹萬圓之簽用日期得知,「無字軌」應屬較早發行的前期券,「A字軌」則為後期券,兩種字軌存世量相差不大。
舊臺幣四種本票的舊鈔以「本票壹萬圓」和 「本票拾萬圓」最多,其次是「本票伍仟圓」,高面額的「本票壹佰萬圓」最少。
但全新券卻剛好相反,以「本票壹佰萬圓」和「本票拾萬圓」較多,其次才是「本票伍仟圓」。
四種舊臺幣本票,最珍罕、市價最高竟是舊品滿天飛的「本票壹萬圓全新券」。
本票壹萬圓之簽名亦可分為「人工簽章券」和「未簽章券」兩種。
以 「應昌期」為名的「本票壹萬圓印刷簽章券」迄今猶未發現,而署名「應昌期親筆簽章券」也只少量發現並不多見(已發現6張)。
2014年6月出刊的《東雅集郵網拍》第11期第2750項,內有草屯老藏家簡先生出品一張票號652345的「應昌期親筆簽章」舊鈔。
這張乍看之下並不起眼卻頗具意義的「本票壹萬圓應昌期親筆簽章券」,最後是由鈔識豐富、獨具慧眼的高雄謝醫師以高價得標。
005:應昌期親筆簽章的本票壹萬圓(翻拍自《東雅集郵網拍》第11期簽用日期37年10月26日)。
006:應昌期親筆簽章的本票壹萬圓(北部鈔友周先生熱心提供票號A394782 簽用日期:37年11月23日)。
007:應昌期親筆簽章的本票壹萬圓(臺中鈔友呂先生熱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