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兩張記號 (7)的武尊千圓券談起 ‧ @ 鈔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過年前在中部鈔友處，分別看到兩張記號 (7)的「武尊千圓券」。
第一張票號 (7) 205492，目前是臺中鈔友謝錫煌先生的珍藏。
第二張票號 (7) 457004，現由彰化鈔友游乙剛先生收藏。
這兩張「武尊千圓券」其品相各是八成新與六成新，並無特殊之處。
但論其緣由，卻有進一步值得探究之處。
「武尊千圓券」其原票皆是背面並未加蓋的「日本銀行兌換券」。
若於「日本銀行兌換券」之背面另再加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頭取之印」這兩枚戳章，就成為限定只能在臺灣地區流通使用的臺灣版「武尊千圓券」。

臺灣版「武尊千圓券」的正面與背面

由於臺灣版「武尊千圓券」的印製量與存世數量均明顯較日本版「武尊千圓券」少，故目前市價行情也高於日本版「武尊千圓券」。
為了獲得較高的利潤，一直有人質疑是否可將日本版「武尊千圓券」再「私自加蓋」變造成臺灣版「武尊千圓券」藉以圖謀不當之利。
甚至還有更「聳人聽聞」的勁爆說法，據某鈔友向筆者親述，可藉由電腦「繪圖軟體」，先在電腦上設定好「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頭取之印」這兩枚紅色戳章的相關位置，然後再直接列印於「武尊千圓券」的「真鈔背面」(此說因成本耗費太大，萬一不成功或遭識破，將偷雞不著蝕把米，並且還白白糟蹋一張珍鈔恐會得不償失，而且至今未見實物佐證，故存疑之)。
若將日本版「武尊千圓券」私自加蓋仿造製成臺灣版「武尊千圓券」，基於有利可圖的現實考量，那倒不無可能。
但反過來看，若拿臺灣版「武尊千圓券」私自刮除背面戳章，使之還原成為日本版「武尊千圓券」，因無利可圖且違反常理，則不禁令人質疑，哪有人會去做這種傻事？
而臺中鈔友謝先生目前所珍藏票號 (7) 205492的「武尊千圓券」，就是這種難得一見的「特例」。
1945年日本戰敗後，被遣送返國的日籍人士，依規定每人隨身限定只能攜帶一千圓現金 (高官大員或有特殊背景的人可能不受此限)。
這種限帶一千圓現金回國之說法，茲舉一本「日人的著作」來說明與佐證。
民國 95年 12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由日籍教授「塩澤亮」所繪著的個人回憶錄 ─《從臺中雙冬疏散到內地復員 ─ 一位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教授在戰爭末期的紀錄》，全書至少就有三處提到「限定攜帶一千圓」的相關說法 (參見該書第 83頁、91頁、95頁)。

日人「塩澤亮」所繪著《從臺中雙冬疏散到內地復員─ 一位臺北女子師範學校教授在戰爭末期的紀錄》之封面

該書第 83頁日文「文字繪圖」，及82頁的中文翻譯，有一小段內容抄錄如下：在高雄碼頭接受行李檢查之圖　只許攜帶一千圓現金。

該書第91頁日文「文字繪圖」，及90頁的中文翻譯，內有一小段內容抄錄如下：每個人限帶一千圓現金。郵局存摺可帶回去，銀行存款則可帶回存款證明。但幾時可以取款，不得而知。

該書第 95頁日文「文字繪圖」，及 94頁的中文翻譯，內有一小段內容抄錄如下：「赤裸身體接受檢查 (男人由憲兵，女人由中國年輕女性檢查)。把行李翻來翻去，甚至連草蓆的背面也檢查，手上的一千圓也要檢查。被問東問西時，我心如周遭的廢墟。」
當時搭乘各種交通工具返國的日本軍民，須先將在臺灣原持有的「臺灣銀行券」兌換為等值可在日本國內使用的「日本銀行券」。
這些行庫將收兌回來的「臺灣銀行券」，都另在鈔券正面的「頭取之印」處打洞並加蓋「見本」兩字，鈔券背面也另加蓋「SPECIMEN」戳章以示作廢，不得在流出市面使用。

千圓背

謝先生收藏的這張台灣版「武尊千圓券」背面有一枚戳章已遭刮除

臺中鈔友謝錫煌先生手中這張票號 (7) 205492的台灣版「武尊千圓券」，是 2013年 8月下旬購自日本文物藏家荒川先生。
此券特殊之處，是背面原加蓋有「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頭取之印」這兩枚戳章，但其中一枚「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已遭刮除。
這張「武尊千圓券」當初不知何故又回流到日本，而擁有此票的人，因背面另有加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擔心在國內恐無法使用。
所以乃將那枚長方形紅色戳章 ─ 「株式會社臺灣銀行」這八個中文字小心翼翼偷偷刮掉，除期待能免於被註銷之命運，並想藉此矇混過關，可順利使用。
但細看這枚鈔券背面可發現，當年那個刮改者還是「百密一疏」，旁邊仍有一枚紅色的「頭取之印」圓形章，並未「順便」去除，而留下鐵證。
據謝先生所述：荒川先生的祖父當年曾在日本海軍擔任副艦長之職。
日本投降後，奉令由宜蘭金六結載運一批為數二千多名軍士官，返回長崎縣的佐世保軍港。
此枚「刮改券」是荒川先生祖父早年所獲得，經傳到第三代才割愛轉讓。
此券在海外棲遲將近七十年，終於又回流到臺灣。
這枚記號 (7)原為臺灣版的「武尊千圓券」，經刻意刮除背面戳章「變造」成日本版「武尊千圓券」，這和一般千方百計想盡辦法要把日本版「武尊千圓券」，私自加蓋轉變成臺灣版「武尊千圓券」的做法剛好完全相反。
前者基於現實考量，用意是為了規避「不必要的損失」故出此下策，實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而後者則是為了「投機獲利」，想藉此賺取不當的差價。
第二張「武尊千圓券」的票號是 (7) 457004，目前票主是彰化鈔友游乙剛先生。
當初他看到鈔券正面的記號是 (7)時，直覺以為應該是臺灣版「武尊千圓券」。
但當看到背面並未加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頭取之印」後，才發覺原來是一張日本版「武尊千圓券」。
這張背面未加蓋的日本版「武尊千圓券」，原票主是委託友人自日本買回。
武尊千圓券從記號 (1)到記號 (9)共發行九組，其中記號 (6)是日本版「武尊千圓券」與臺灣版「武尊千圓券」共用。
至今所見記號 (6)大都是日本版「武尊千圓券」，記號 (6)的臺灣版「武尊千圓券」較為罕見。
記號 (7)也是日本版「武尊千圓券」與臺灣版「武尊千圓券」共用。
但現今所見的記號 (7)則以臺灣版「武尊千圓券」居多，但也曾發現少數幾張記號 (7)的日本版「武尊千圓券」。
這些記號 (7)的日本版「武尊千圓券」目前筆者手中有票號可查至少已出現下列幾張：(7) 147693、(7) 147694、(7) 199668、(7) 457004、(7) 774485、(7) 776459、(7) 776460......... (實際數量應不只這七張)。
甚至還曾發現一對「武尊千圓券」，其中第一張 (7) 199668是日本版「武尊千圓券」，而相差僅 28號的另一張(7) 199696卻是臺灣版「武尊千圓券」。
這對珍罕有趣的「連號異版券」，也是臺中鈔友謝錫煌先生最鍾愛的一對珍藏。
現進一步探究記號 (7)何以會出現少數幾張日本版「武尊千圓券」？
其成因很有可能是這些面額一千圓的「日本銀行兌換券」，當初經空運來台後，為了因應財政急需，隨即展開加蓋作業。
因係採人工一張張加蓋，故鈔券背面的「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頭取之印」這兩枚戳章，難免會出現墨色不均或模糊不清的情形。
這種急就章式的趕工結果，若再與鈔券背面兩枚原先就在日本以機器加蓋顯得極清晰之紅色圓形戳章相比對，差距可說甚大。
除了加蓋墨色濃淡有別外，在這些整疊的連號新鈔加蓋過程中，還可能出現因工作人員「忙中有錯」，導致有極少數幾張疏漏未完成加蓋程序，而以日本銀行兌換券的「原票型式」矇混過關並有幸被留存下來。
依筆者手中登錄的「武尊千圓券」票號資料發現，除上述 (7) 199668是日本版「武尊千圓券」，另一張 (7) 199696是臺灣版「武尊千圓券」。
此外，還有票號 (7) 199617及 (7) 199626的兩張千圓券也屬臺灣版「武尊千圓券」。
總計在這「四張」票號相近的「武尊千圓券」當中，竟有一張是「未加蓋」的日本版「武尊千圓券」，其他「號碼相近」的三張則皆為臺灣版「武尊千圓券」，似更可印證那張「未加蓋」的日本版「武尊千圓券」─ (7)199668，真的很有可能是由於當初加蓋疏漏，所形成的漏蓋票。
依日本紙幣發行傳統，每組「記號」都只發行 90萬張 (在臺灣每組字軌是發行 100萬張)。
臺灣版「武尊千圓券」，依官方記載總發行量是「七億八千四百二十八萬圓」，換算成「張數」是 784280張，再加上記號(6)亦有一部分是臺灣版「武尊千圓券」，由此當可明確推斷記號 (7)的日本版「武尊千圓券」(發行 90萬張)，實際上應該並未「全部」運送到臺灣並於鈔券背面再另行加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頭取之印」轉換成為臺灣版「武尊千圓券」。
因此記號 (7)的日本版「武尊千圓券」除極少數是因加蓋作業疏忽所形成之外，根據臺灣版「武尊千圓券」的總發行量 (七億八千四百二十八萬圓約 784280張)，與每組記號應有的印製量 (90萬張)加以推算，一定最少還有一、二十萬張記號 (7)的「武尊千圓券」是以未加蓋的「日本銀行兌換券」之原票型式，被深鎖在「臺銀庫房」(當年並未拿出來加蓋)。
甚至根本就未空運來臺，而是留存於日本境內，在該地流通使用。
這兩張同為記號 (7)的武尊千圓券，若拋開紙幣之市價行情不論，實另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
游先生那張記號 (7)的日本版「武尊千圓券」身份還不太明確，正顯示發行當時的匆促和隨意濫發。
謝先生那一張刮除掉背面戳章的「武尊千圓券」，正明白點出當時日本當局深恐遣返人員回國若帶回太多在臺「濫發」的大面額現鈔，可能會連帶引發並擴大通貨膨脹，故對日人帶回之現金設有極嚴苛的管制與規定。
但發行之初，他們是否曾考慮此舉也將會在臺灣引發與擴大通貨膨脹？
以日本人的深思熟慮不可能沒想到，只能說他們也未免太自私根本不想負責，拍拍屁股就離開，所造成的爛攤子和惡果就全由臺灣完全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