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末期，在歐美盟國協助及舉國一致奮力抗日下，中華民國歷經八年浴血犧牲終於迎接勝利的到臨。
但慘遭多年戰火蹂躪的神州大陸，此時卻仍處於百廢待舉之窘困局面。
就幣制而言，為因應某些特殊或偏遠地區實際狀況，或防止部分地方一旦發生重大及異常變動，恐會連帶影響其他區域安定，因此乃由財政部訂定分區發行貨幣的辦法。
並於民國34年至37年間，在當時全國尚普遍實施法幣制度的現況下，另由中央銀行印製，僅限某些特定地區專用之鈔券。
依規定，這些鈔券若欲匯往他地需按一定比率折付(例如：1元東北九省流通券兌10元法幣)，此項措施大致與匯款至外國的結匯制度相似。
這種逾區後尚需經兌換手續，不得直接行使的區域性貨幣就稱之為「流通券」。
是時中央銀行發行的「流通券」種類計有針對淪陷較久之東北、臺灣，與偏遠及經濟環境特殊的新疆，分別印製「東北九省流通券」、「台灣流通券」(附圖一)與「新疆省流通券」(附圖二至附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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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台灣流通券一套三種面額(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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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央銀行另又印製一種擬於境外流通的「越南流通券」。
其緣由是因抗戰勝利後曾任雲南省主席的盧漢將軍所統轄之第一方面集團軍，有一批總數約20萬中國部隊，奉令進入越南北部代表中央政府接受日本駐軍投降。
為方便處理該批軍隊進入越南時所需之各項軍費開支，特地由中央銀行印製一套名為「越南流通券」的紙幣，準備在越南當地發行使用。
上述四種流通券僅只「東北九省流通券」曾順利行使兩年十一個月，為期最久。
另一種「新疆省流通券」在發行之初，發生一段曲折過程以致停止流通。民國34年8月28日，中央銀行迪化分行發行此套鈔券(總金額15億元)，當天上午相關業務人員檢視新鈔驚覺鈔券背面下方由「麥斯伍德」(在張治中之後接任新疆省省主席任期從1947年5月21日–1948年12月31日)以手寫版印製的那一小行維吾爾文，原本語意應該是「新疆省流通券」，卻不知是有心抑或無意，竟然錯譯印為維吾爾文之意的「中國土耳其斯坦流通券」(參見「附圖三」與「附圖五」紅圈表示處)。
查「土耳其斯坦」這個英文舊地名(「斯坦」兩字係指「家園」之義)，原是泛指中亞及西亞一帶，範圍包括新疆省南部、新疆省中部、俄屬中亞各共和國及阿富汗北部。現今若採用「土耳其斯坦」這個舊地名來指稱新疆，就好比是拿FORMOSA (福爾摩沙)來稱呼臺灣，或是以MANCHURIA (滿州里亞)來泛指中國東北，就現況而言都是極不合時宜且易引發爭議的舊稱地名。
由於當時新疆恰巧發生「伊寧事變」，在蘇俄共黨政權卵翼支持下，一些新疆親共黨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另又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
這個新建立的「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國號湊巧又與「新疆省流通券」由疆獨分子「麥斯武德」(附圖六)錯譯的「土耳其斯坦」含義頗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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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六：曾任新疆省主席的疆獨分子 — 麥斯武德(「新疆省流通券」就是因他的不當做為而遭停用)。 
由於容易混淆不清產生誤解，為避免被主張「疆獨」的這些分離分子刻意利用無端引發政治紛爭，或使新疆主權問題再節外生枝，經相關單位請示財政當局並取得同意後，中央銀行迪化分行與新疆省主席吳忠信(省主席任期：1944年8月29日–1946年3月29日)隨即下令自8月30日停止發行並回收，連庫存新鈔亦一併銷毀。
但據悉，當時還是有極少部分漏網之魚繼續留在市面通用，所以此套「流通券」實際在新疆地區仍行使三個多月之久。
另兩套 「台灣流通券」與「越南流通券」雖都已印妥備用，卻皆因故未正式發行。
越南原為法國殖民地，其中可能涉及主權紛爭，故在法國政府強力干預反對下「越南流通券」最後並未正式發行。
已逝中國著名紙幣權威吳籌中老先生，於1994年出刊的第47期《中國紙幣》曾發表一篇〈中央銀行的新疆、台灣、越南流通券〉鈔文。
在該篇鈔文中吳老先生認為，上述四種流通券應以「台灣流通券」最為珍罕稀少。
編者收集臺鈔將近四十年，當初偶在 《新光郵鈔》及《臺灣貨幣》看到幾則有關「台灣流通券」的相關報導後，隨即對此套鈔券產生濃厚的收藏與研究興趣。
2002年3月17日，更幸獲鈔壇前輩臺北許景顯經理不吝提攜後進之情，承讓一套品相甚佳的「台灣流通券」給筆者。
多年來求之不得的收藏宿願如今終獲滿足，心喜之餘，現僅將三十幾年來收集的多項資料和些許心得，草撰成此文以饗讀者， 文中倘有謬誤或缺漏之處，尚祈各地專家先進多方來函賜教。
1943年11月23日起，一連數天，中、美、英三國領袖在埃及首都舉行「開羅會議」，並於11月27日共同簽署《開羅宣言》。
會議結束後，蔣委員長預料臺灣光復之期應是指日可待為時不遠，乃於1944年4月17日，在四川重慶的中央設計局編制裡，另成立一個「臺灣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職權是負責調查臺灣於日本統治期間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之實際狀況。
並派「閩變」後曾擔任將近八年福建省主席的陳儀為主任委員(委員會內另有丘念台等七位委員)。
這個委員會的首要任務，就是草擬《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列為他日接收臺灣後做為施政與建設之參考依據。
1945年3月14日核定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共分成16項82條。現依這份綱要的第6項金融篇第26條所述：「接管後，應由中央銀行發行印有臺灣地名之法幣，並規定其與日本佔領時代貨幣(以下簡稱舊幣)之兌換率及其期限。
兌換期間，舊幣仍暫准流通，舊幣持有人並應於期限內按法定兌換率兌換法幣，逾期此舊幣一律作廢。」但在該項計畫製作完成公布之後，因抗日戰事還進展不順以致遲遲無法落實。
1945年6月盟軍展開猛烈反攻，日軍在太平洋的戰事節節敗退，盟軍是否登陸攻臺作戰決定在即。
當時美國海軍的軍事計畫是採「跳島作戰」，越過菲律賓直接對臺灣實施登陸作戰。
以麥克阿瑟將軍為主的陸軍方面則主張放棄登陸臺灣改為攻取菲律賓，以報復當年日軍將他逐出菲律賓的恥辱，所以麥帥便對羅斯福總統施壓。
由於麥帥在美國政壇擁有巨大影響力，羅斯福總統只得答應其請求。
在美國陸軍與海軍仍在為了是否對臺灣實施登陸作戰而爭執不休時，國民政府已曾假設盟軍登陸臺灣之後日軍將固守死戰，戰爭大概不會立即結束。
屆時盟軍在臺的一切開銷若由盟軍逕自發行「軍票」則有損臺灣主權，且戰後這些「軍票」的回收又將造成臺灣人民負擔，是以中央政府已有趕印「台灣流通券」以應實際需要的計畫。
1945年3月美軍攻佔硫磺島，同年6月攻下琉球，原本預定將隨盟軍登陸而發行「台灣流通券」的計畫就只好暫且擱下。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台灣流通券」的發行又露出一線生機。
中央銀行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首批前進指揮所人員，於10月5日飛臺接收前，就將名為「台灣流通券」的這批新貨幣已先行印妥備用。
但在陳儀赴臺就任臺灣行政長官之前，基於穩定臺灣整體經濟之考量，曾請求最高當局暫緩孔、宋系統的中央、中國、交通、農民等四大銀行在臺設置分行，且堅拒上述四大銀行接收臺灣原有金融機構，並連帶禁止法幣在臺灣地區流通。
在此過渡期間，中央政府根據《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之規定，可先印製 「台灣流通券」供本省於光復初期暫行使用。
此種考量，一方面除能將光復後的臺灣貨幣馬上納入中央銀行幣制體系內，俟將來國內政、經情勢穩定後，再完成全國幣制統一之相關事宜。
此外，亦可藉發行「台灣流通券」，與惡性通貨膨脹已相當嚴重的法幣，暫時有所區隔，並能盡量迴避本島金融經濟，被大陸動盪不安的內戰情勢波及，或至少減輕其不良影響。
後因客觀情勢改變，二次大戰末期日本為籌措大筆軍費，已在臺開始濫發紙幣。
1945年8月6日、8月9日這兩天，美國B29轟炸機先後在廣島、長崎各投下一顆原子彈。
死傷慘重的日本因不堪美軍先進武器攻擊摧毀，終於在8月15日由昭和天皇出面宣布無條件投降。
停戰後不久，總督府為發放龐大的資遣費及補償費，再度濫發高面額紙幣。
這些由臺銀背書之高面額「武尊千圓券」，其總發行額依袁穎生《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書中第210頁所述為7億8428萬元。
大批「武尊千圓券」運入臺灣通用，致使本地物價暴漲，種下惡性通貨膨脹之因，也間接導致36年2月底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依臺灣省新聞處於民國54年10月編印《台灣光復二十年》一書記載：「日本宣布投降的七十天內，台幣發行量增加一倍，物價則較上半年猛漲四倍有餘。」
現再由當時擔任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在1979年公開出版《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一書所述得知：大藏省 (日本財政部)和日本銀行曾指派塩見俊二在1945年9月9日當天(另有一說是9月10日)，將整批原在日本國內流通的大面額紙幣(可能都是千圓大鈔的武尊像日本銀行兌換券)經裝箱整理後，另派遣一架螺旋槳專機(水上飛機)運送到臺灣來。
據《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書中所記載：該架專機上午6時自日本橫濱起飛，由於速度不快，歷經10小時航程，才於下午4時安全降落臺灣北部的淡水河面。
再依該書所述：當時機艙內滿載著高面額紙幣(總重約兩公噸)，其數量多到竟連同行的塩見俊二也只能坐臥爬行於鈔堆之上，幾乎毫無轉身空間(該書中文譯本已於2001年11月，由文英堂出版社發行)。
這些先後空運來臺的大面額紙幣，不久即由臺灣銀行緊急加蓋行名戳記，待背書後立刻發行。
據記載，這些日本銀行武尊像千圓券，於1945年8月19日開始發行，至同年11月8日，經中央政府下令凍結禁止在市面使用，發行總額是7億8千4百28萬圓，實際流通僅約81天。
親自督導該批大鈔抵臺的塩見俊二，一次就全部預付發給當時只佔臺灣總人口約十分之一的在臺日本公務員、官員至翌年三月的所有薪水及退職金。
另又支給戰爭末期建造各項要塞的工事人員薪水，其他一切必要經費亦皆全數付清。因此，若從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日算起，到10月25日中、日雙方在臺北舉行受降典禮止，在這兩個多月幾近無政府狀態的期間內，日本駐臺當局假藉復員需要，濫發高額鈔票造成的通貨膨脹，已連帶破壞臺灣經濟發展並在短期間內使其急遽惡化。
是時臺灣的經濟窘境，若與大陸惡性通貨膨脹的現況相較，似也差堪比擬且不遑多讓。
因此當初原想憑藉發行「台灣流通券」與法幣區隔之考量，應已不復存在。
而且，先前在大陸各地陸續收復的一些淪陷區，其法幣與日偽政府發行貨幣之兌換率，該如何訂定已引起諸多爭議。
例如抗戰勝利初期，淪陷區內偽幣實際幣值，與國府統治區之法幣幣值，相差其實並不大，但政府所規定之法幣與某些偽幣的兌換率，竟有高達1比200者(例如：法幣與汪精衛的「中央儲備銀行券」是1比200；法幣與汪精衛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券」是1比5)。
當此道命令一下，原擁有偽幣者頓成赤貧，而攜來大批法幣的接收人員反成暴富，諸多不平造成民怨沸騰人心盡失。有鑑於此，臺灣當局為避免重蹈覆轍，考量匆促間就發行「台灣流通券」，對「台灣流通券」與日據時代「臺灣銀行券」之貨幣兌換，若未定出周詳適切的比率，反會引發省民失望與不滿。
加上是時地方與中央的權利畫分，尚處於糾葛不清狀態，陳儀不但與孔祥熙、宋子文等江浙財閥素來不合，又與當時財政部長兼央行總裁俞鴻鈞，還在為是否該發行「台灣流通券」一事爭執不休。
「台灣流通券」實際就是在中國當時使用的法幣鈔券上面加印流通券字樣，使臺灣地區與國外匯兌一樣，尚需透過「法幣」兌換後所得出之匯價來辦理，如此也可確定臺灣將由原來的日本貨幣圈脫離，並正式加入中國的法幣範圍。
但喧騰多時的「台灣流通券」終在臺灣行政長官陳儀堅決反對下，最後還是停止發行。
在 「法幣」與「台灣流通券」皆行不通的情況下，民國34年10月24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後，同時宣布臺灣地區仍繼續沿用日據時代之「臺灣銀行券」，做為過渡時期的暫時性通用貨幣。
「台灣流通券」最後雖未獲同意正式發行，但其設計風格和圖案則有一部分被舊臺幣採用。
民國35年5月22日，改組後的臺灣銀行正式發行「舊臺幣」，並於同年9月1日公告，宣布即日起至10月31日止，在為期兩個月內，將以等值「舊臺幣」兌回日據時代的「臺灣銀行券」。
之後再將兌換期限展延至11月30日，惟期滿後復為保護持有人權益，又另訂《逾期未收兌舊台幣登記辦法》，故整個收兌作業是一直持續到36年1月15日才告正式結束。
至此，日據時代的「臺灣銀行券」才終於走入歷史，結束從光復後一直扮演過渡時期替代貨幣的角色。
日據時代的「臺灣銀行券」雖在民國34年10月24日，由行政長官公署公告繼續流通，但在宣布延用「臺灣銀行券」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25日，在央行總裁俞鴻鈞指示下，財政部仍對外頒布《中央銀行台灣流通券發行辦法》共七條。
可見「台灣流通券」雖有陳儀強力反對，但可能只是暫時停用。
整個「台灣流通券」發行計劃，在財政部長兼央行總裁俞鴻鈞堅持下，並未完全廢除，中央與地方政府為爭奪貨幣發行權的政治角力還依舊存在。
此發行計劃直到中央政府因在大陸戰事逆轉直下節節失利最後已無暇他顧，「台灣流通券」才不得不正式停止。
根據上述財政部所公布《中央銀行台灣流通券發行辦法》第三條：「中央銀行台灣流通券，分為壹圓、伍圓、拾圓、伍拾圓、壹佰圓五種。」
這些流通券印妥後，並未立即運來臺灣，直到大陸淪陷前後，才在上海當地銷燬的過程中流出一小部分。
原本應有五種面額的「台灣流通券」至今只發現拾圓、伍拾圓、壹佰圓三種面額。
依據筆者三十幾年來親眼所見所聞與統計，拾圓券已發現AD、AF、AJ三組字軌。
目前所見以AF字軌居多，且大都是以AF3400★★、AF3463★★、AF3467★★這些連號券為主，其次是AD字軌，AJ字軌則較罕見。
伍拾圓已知只有AA、AF兩組字軌；壹佰圓則僅見AF一組字軌。
三種面值中當以拾圓券較常見，伍拾圓最珍罕，但全新品相則以壹佰圓較少。
此「台灣流通券」除為數不多的正票外，也曾發現「樣張」與「試模票」。
有關「台灣流通券」的相關文獻紀錄，最早應可推溯到1949年9月，由上海錢萬能先生主編之《中幣會刊》第21期。
另早年一些中國紙幣專書，如1968年香港毛景安先生主編的《中國紙幣之沿革》，與1970年美國史密斯先生的《中國紙幣》。
但在這兩本專書中皆只簡列 「台灣流通券」拾圓券與伍拾圓券評價，而沒列出壹佰圓券，更未附上相關實物之插圖以供對照。
直到1976年朱棟槐先生編著《臺灣貨幣》，與1981年皮克主編《世界紙幣目錄》，在這兩本專業幣鈔書籍封面及內頁，才首次分別附上一張票號是AF543387的「台灣流通券壹佰圓」圖片，與票號是AD163510的另一枚 「台灣流通券拾圓」插圖。
而至今蒐錄最完整者，依編者所知，當推臺北許義宗教授於1999年出版的《台灣貨幣圖說》一書。
在該書第100頁到102頁，共附有三幅清晰度極高，且與原票尺寸相差無幾的「台灣流通券」彩色圖片。
可說是目前所有介紹「台灣流通券」的相關幣鈔目錄中，最具鑑賞價值與完整性的貨幣書籍。
另黨宇平先生在《錢幣天地》先後撰寫數篇有關中央銀行鈔券的鈔文，以及吳明華先生所編著《民國稀見紙幣選錄》，上述這些書籍有關「台灣流通券」的介紹也都頗具參考研究價值。
「台灣流通券」自1945年7月印妥後，卻因故未發行即封存在國庫署金庫内(約26億「台灣流通券」)。
至1970年代初期止，這二十幾年來有關 「台灣流通券」的介紹只偶見一些片斷不全的簡單報導，而相關實物卻遲遲未見公諸於世。
直到香港籍收藏家張展時先生在黃志毅先生所主編，於1973年5月30日出刊的第19期《收藏家郵幣雜誌》，發表一篇將近兩百字名為〈中央銀行稀見鈔‧台灣流通券真跡〉的小短文，並附上一幅黑白的「台灣流通券」縮圖後，才使此枚「台灣流通券」之廬山真面目首度公諸於世。
在該篇短文中，張展時先生更進一步披露約於1972年間，他在澳門某家古玩店，偶然間幸運獲得這張票號是AF543387的「台灣流通券壹佰圓」之簡單經過。
據瞭解，這張票號AF543387的壹佰圓可說是自「台灣流通券」於1945年印妥後，二十幾年來第一次公開正式亮相，比朱棟槐《臺灣貨幣》還早約兩、三年，也比皮克在1981年出版的《世界紙幣目錄》一書中所刊錄的那張拾圓券更早了將近十年。
徐祖欽先生曾在1976年1月及同年4月，在《新光郵鈔》103期和106期，與1977年由高雄煉油總廠發行的《郵鈔會刊》第2期，前後共撰寫三篇有關AF543387壹佰圓台灣流通券的後續報導。
從這幾篇報導歸納得知：此枚珍鈔，是一位拾荒者自整包廢紙中無意間發現，後轉賣給澳門某家古玩店，古玩店老闆再售給適巧到澳門旅遊的香港幣鈔收藏家張展時。
張先生幸獲此珍鈔後有一次特地攜帶來臺，供幾位熟識的臺北泉友鑑賞。
臺鈔專家朱棟槐先生乍見此票，不禁怦然心動，一連七天每天只要一下班吃完晚飯，就邀張先生至臺北松山機場附近一家咖啡廳相聚喝咖啡，閒聊之際不忘再三懇請張先生，是否能將此枚珍鈔割愛給他收藏。
後因張先生返港在即，且也真受朱先生的一番至誠感動，結果是以18000元割愛價，將珍鈔讓予朱棟槐收藏(上述內容，係引述自《新光郵鈔》第106期徐祖欽先生的撰文報導)。
「名馬歸伯樂」、「寶劍贈英雄」，當時尚稱是全臺孤品的這枚「台灣流通券」終於順利收進大藏家鈔輯內。
朱先生得此珍鈔視若至寶，並把它編入《臺灣貨幣》一書列為封面圖版，使這本研究臺鈔的堂堂鉅作，更因此券生色不少。
數十年後這張AF543387壹佰圓再度現身，被藏家拿出來刊登在《2011年遠東春季拍賣目錄》付拍，最後是以34萬元高價拍出。
此外，編者在查閱一代錢幣大師馬定祥先生的年鑑時，無意間發現馬先生早年亦曾擁有一套「台灣流通券」正票(詳見宋路霞：《錢幣大王─馬定祥傳奇》書中第401頁馬定祥先生年譜1966年之記載)。
馬定祥先生的次子馬傳德在〈我與台灣銀行反印試樣票的重逢〉一文中提及，他的父親曾於1950年至1951年之間，在自家的「祥和泉幣社」從一位穿藍布中山裝年約50歲左右的中年人買進一批為數七、八十張珍罕紙幣，在這一疊鈔票中還包括「台灣流通券」(參見《幣海拾貝—馬傳德談錢幣珍聞》書中第153頁)。
但不幸文革期間，因遭紅衛兵抄家全都散失不見。
若依上述馬定祥年譜記載與馬傳德的文章所述之時間點加以推斷，馬定祥先生珍藏的這套「台灣流通券」似又比張展時先生在1972年間自澳門古玩店所買進的那張AF543887壹佰圓「台灣流通券」還早20年。
「台灣流通券」係由中央印製廠上海廠所承印。
正面、背面均採平版印刷，正面底紋是以「中央銀行」及「台灣流通券」兩種字樣交互排列。
三種不同面值的「台灣流通券」其正面主圖都是「國父肖像」。
在張展時那篇〈中央銀行稀見鈔‧台灣流通券真跡〉的短文及圖片尚未公開發表前，由於之前大家都從未見過「台灣流通券」實物，所以當時有些紙幣專書如毛景安的《中國紙幣之沿革》還推測錯誤，以為拾圓券的正面圖案可能是採用「蔣介石肖像」。
「台灣流通券」背面的圖案設計和舊臺幣一樣，皆為「驅荷海戰圖」。
這也是中國紙幣首次採用該款圖案。有關這幅插圖之說明，在錢萬能主編的中國紙幣集藏會，小叢書之六《鈔票上的故事》、小叢書之十四《臺灣‧東北‧疆鈔》，都誤以為是「甲午海戰圖」。
有此一說，這幅「海戰圖」係選自荷蘭駐臺最後一任領事揆一(Coyett)所著《被遺誤的福爾摩沙》一書。
鈔圖的寓意應是想藉由鄭成功打敗荷蘭收復臺灣這則歷史典故，來影射抗戰勝利後臺灣又將重回祖國懷抱。
仔細推敲此幅海戰圖所隱含的歷史意義，以古況今(臺灣光復)的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時至今日，「台灣流通券」不論是單張或成套，這幾年來在華人世界所出刊的幣鈔拍賣目錄或錢幣市場，已陸續先後出現過好幾次 ，珍罕性似已不若往昔。
1995年4月下旬，一連三天，在江蘇揚州市鹽阜西路的一場錢幣交流會上，某地攤適巧展售數套新、舊雜陳的「台灣流通券」。
孰知此批珍鈔剛剛露臉隨即被來自杭州的周姓錢幣商捷足先登全部買走。
那天恰好也有一位遠自臺灣來的石姓資深幣鈔收藏家到此參觀遊覽，當他聞訊趕抵該攤位時雙方已成交完畢。
事後新票主周姓錢幣商也只願給遠自臺灣來的石姓藏家看看其中兩張「台灣流通券」，且還堅拒絕不讓售。
相距咫尺之近，想不到才因慢了一步就與該批珍鈔無緣無福失之交臂，令這位遊走海峽兩岸多年的石姓老收藏家，至今仍深自引以為憾(相關內容是石姓老藏家向編者親述)。
這套鈔券之存世量，依大陸蔡小軍先生在《亞洲錢幣》創刊號的撰文粗估約在三十套以內。
從物以稀為貴的觀點來看，如今「台灣流通券」早非存世孤品，珍罕性既不若往昔，知名度更不似其他大名鼎鼎的臺鈔珍品如空心金門券、大陳券、大小花……等等，在臺灣集鈔界幾乎是人盡皆知。
但從1862年(清朝同治元年)，本島出現第一張「臺灣籌防總局道府官票」的臺灣紙幣始祖開始算起，歷經清領、日據到光復至今已將近160年。
「台灣流通券」可說是中央政府印製的諸多種類鈔券中，與臺灣有密切相關的第一套紙幣，最後雖因故未能在全臺流通，但它在臺灣貨幣史上的特殊定位與價值還是毋庸置疑。
今再從收藏的角度來審視，從2000年7月起，新臺幣已成央行正式發行的國幣。
因此「台灣流通券」也可與今後陸續發行的中央銀行新版壹佰圓、貳佰圓、伍佰圓、壹仟圓、貳仟圓等各種不同面額鈔券，合而為一再自成另一個收藏體系。
而身為中央銀行所發行與臺灣相關的首套紙幣，「台灣流通券」它未來將引領風光的龍頭地位更是不容小覷。「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我們不妨也採同樣的態度拭目以待靜觀它未來的發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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