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位於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2號的「總統府」，其前身是「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是當時全臺層級最高的官署，具有行政、立法、司法和軍事等絕對權力，其地位亦相當獨立，許多決策過程甚至還可不受日本內閣節制。
1899年，日本政府在臺成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做為總督府治臺政策之重要執行機構。
臺灣銀行在殖民統治上之地位及重要性，從其總行就坐落於總督府旁(左側)即可明顯看出，它並非只是單純的一家地方銀行，而是實際扮演殖民地「中央銀行」之特殊角色。
目前依舊巍然矗立在總統府旁的臺銀總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0號)，已是臺銀行史上第三代總行(附圖一)。
依《臺灣銀行四十年誌》書中所述與「臺灣銀行文物館」(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2號1樓)的展場說明，這座第三代臺銀總行是於1937年9月13日落成啟用(當時地址是臺北市榮町二丁目一番地)。
第三代臺銀總行其設計者為日本著名銀行建築專家西村好時，這是一棟具有歐洲風格的古希臘式多柱大樓，營業大廳挑高整座大樓高達18公尺建築面積820.59坪，氣勢雄偉、高潔典雅，是臺灣第一座現代化金融機構大廈，完工後還曾被譽為是當時全臺最美的建築之一，目前已被列為「臺北市市定古蹟」。
那之前的第二代臺銀總行又位於何處呢？
依據「名倉喜作」於1939年編著出版的《臺灣銀行四十年誌》，在該書所附〈臺灣銀行年表〉第5頁之記載，第二代臺灣銀行總行位於臺北文武町，是在1904年(明治37年)2月1日落成啟用。
現已拆除，遺跡早就不可尋的第二代臺灣銀行總行，其舊址位於目前第三代臺銀總行西側(現址後方)，是採用盛行於19世紀中葉馬薩爾式斜屋頂仿後期文藝復興的一棟古典建築(附圖二)。
後因該棟木造大樓屢遭白蟻啃蝕破壞，加上隨著臺銀業務大幅成長，原有空間不敷使用，乃於1933年開始規畫另在舊行址東邊，興建第三代臺銀總行大樓。
現今除大家較為熟知的第二代臺銀總行和第三代臺銀總行之外，在臺銀行史裡其實還有另一間年代更早的株式會社臺灣銀行「臨時營業所」，也就是本文所要詳加探究，於1899年9月26日開業的「臺銀本店」(第一代臺銀總行)。
1897年3月，日本國會通過《臺灣銀行法》31條條文，並於1897年4月1日正式公布實施，臺灣總督府也據此開始積極籌辦成立臺灣銀行。
1899年3月2日，日本政府修改《臺灣銀行法》，並於1899年6月12日核准成立「株式會社臺灣銀行」，1899年8月4日臺北地方法院受理臺灣銀行成立之申請登記，9月26日臺灣銀行假「撫臺街」(即現今臺北市延平南路中山堂附近)的「臨時營業所」正式掛牌開始營業。
現今上網想搜尋第二代臺銀總行和第三代臺銀總行的相關照片，很輕易就可找到。
但株式會社臺灣銀行於1899年9月26日當天正式掛牌營業的這間「臨時營業所」則不然。
上窮碧落下黃泉，幾經搜尋大概就僅能在《臺灣銀行二十年誌》(1919年出版)、《臺灣銀行四十年誌》(1939年出版)及《臺灣銀行史》(1964年出版)這三本跟臺銀相關的早期文獻書籍及「臺灣銀行文物館」內所陳列之展框，才勉強找到都是同一張而且是不甚起眼的黑白小照片(附圖三 · 附圖四)。
此外，似再也找不出其他相關照片可供詳加比對與佐證。
仔細檢視「附圖三」與「附圖四」這兩張黑白照片，令人覺得這間「臺灣銀行臨時營業所」其格局若與後來的第二代臺銀總行、第三代臺銀總行相比，無異是小巫見大巫。
那黑白圖片中這間規模較小的「臺灣銀行臨時營業所」究竟又位處何地？
在《臺灣銀行四十年誌》書中第11頁僅只簡單提及，是借用總督府建築內所謂的「舊清國政府廳舍」之一角當做臨時營業所。
若要更進一步探究這間位於「舊清國政府廳舍」一隅的「臺銀臨時營業所」其歷史沿革，則需先從臺北府城建立與當時清政府與臺灣總督府官署辦公廳舍之配置開始談起。
1884年爆發中法戰爭，劉銘傳以福建巡撫身分奉派來臺督辦軍務。
戰爭期間他勇於任事親上前線督陣，終於擊退來犯之法軍保全臺灣。
經此戰役，清廷深刻認識臺灣戰略地位之重要，因此乃於光緒11年(1885年)9月詔諭決定改設行省，並任命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任期1885年9月 ~ 1891年3月) 。
臺灣名義上雖是在1885年設省，但卻是直至光緒13年(1887年)完成行政區域調整並待一切相關作業皆就緒後，才算達成「實質」之建省。
臺灣建省之前，官方以石材紮實構築之臺北城是清代在臺興建的最後一座防禦性城牆。
臺北城自1882年開工，1884年冬竣工。
整座城牆沿著現今愛國西路、中華路、忠孝西路及中山南路的路線圍建而成，總長約1506丈，相當於4.5公里。
建省後，臺灣巡撫劉銘傳移駐至新建的臺北城辦公。
但這座耗時2年10個月，花費42萬兩的堅固城牆與城門卻僅實際完整存在不到20年，即因日本當局藉口實施市區改正計畫與下水道鋪設工程，自明治37年(1904年)底，陸續將整座城牆與西城門(寶成門)強行拆除。
2014年，適逢臺北建城130周年，臺北市政府選在當時的西城門(寶成門)舊址北方，亦即捷運西門站4號出口處旁，設置一座名為「西門印象」的鋼構裝置藝術(附圖五)，藉以重現昔日之西門樣貌與風華。
臺灣建省後，清政府於臺北府城正門 ─ 北城門(北門因朝向北京皇城而又命名承恩門)附近陸續興建「臺灣巡撫衙門」(西元1888年竣工)與「布政使司衙門」(1887年清廷設布政使司一職但卻遲至1888年才完成布政使司衙門之建置)這兩座全臺層級最高的行政官衙。
「巡撫」是清代省級地方政府最高行政首長之職稱，位階相當於現在的省長。
「布政使」則掌管一省財政與行政等諸多事務，是僅次於巡撫的行政首長。
雖然「巡撫衙門」其位階比「布政使司衙門」高。
但因「布政使司衙門」掌管之業務繁多，行政體系亦較龐雜，所以「臺灣布政使司衙門」的整體建築群也比「臺灣巡撫衙門」多，堪稱是清代在臺規模最龐大的一座行政官署。
上述這兩座官署間的相互隸屬關係，若做一簡單比喻就猶如現今之「總統府」與「行政院」一樣，可差堪比擬。
建省後的臺灣，為接待來臺視察之中央高級官員，故有意興建一座招待會館。
因考量布政使司衙門的建築尚不夠精細，乃於光緒18年(西元1892年)另在布政使司衙門西側新建規模略小，建材及造型都較布政使司衙門考究，並可與布政使司衙門以迴廊相接通的另一座官署 ─「欽差行臺」。
「欽差」一職係指由朝廷派遣並代表皇帝外出辦理或監督重大事件的政府官員，「行臺」又稱行館，1894年完工的這座「欽差行臺」為一會館性質，主要用途是做為上級長官與其隨員來臺視察的臨時辦公室，或做為迎賓宴客之會場及休憩住所。
剛興建完成的「欽差行臺」，堪稱是當時臺北城內最氣派豪華的官署，也是臺灣境內現存唯一的清代閩南式衙署建築(欽差行臺部分建築現已移建至臺北市植物園保存)。
「臺灣巡撫衙門」位於北門附近，巡撫衙門南邊為「欽差行臺」，「欽差行臺」東側是「布政使司衙門」。
這三座官署其原址都位於現今中山堂一帶(目前設有「清臺灣巡撫衙門舊址」與「清布政使司衙門舊址」兩座記事碑)，這兩座當時臺灣境內最重要的行政官署比鄰而建間隔約一百多公尺(附圖六)。
附圖六：巡撫衙門、布政使司衙門和欽差行臺(籌防局)三座清代官衙的相關位置圖：
1. 紅色標示處為「庫廳」是清代布政使司衙門所屬之糧錢儲庫，日據時期改為總督府轄下的「臺灣銀行臺北本金庫」。
2. 黃色標示處為「善後局」。
「欽差行臺」於1894年完工，那年適逢甲午戰爭，臺灣巡撫唐景崧將「欽差行臺」改設為「籌防局」。
籌防局係一臨時的軍務單位，設立目的主要是籌辦甲午戰爭期間武器採購與處理軍事資金及軍事佈防等業務，但「籌防局」設立為時甚短，臺灣便因戰敗成為日本殖民地而停止運作。
甲午戰爭後，雙方簽訂馬關條約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於1895年5月29日下午，從地勢較寬廣的東北海岸澳底、鹽寮一帶灘頭登陸，接著一路挺進，6月7日兵不血刃從北門(承恩門)順利進入臺北城。
日軍進城後的第10天 — 6月17日，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布政使司衙門前的廣場舉行「始政式」。
想不到天道不測造化弄人，50年後的1945年10月25日，湊巧也選在清朝布政使司衙門原址附近改建而成的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日本在臺的50年長期統治，竟然是始於斯也終於斯！
日軍進入臺北城後，當時城內幾座清朝官署，除「臺灣巡撫衙門」在乙未戰爭初期遭暴動之官兵放火焚燬已不堪使用外(巡撫衙門舊址空地一度做為豢養軍馬的馬場後又改為砲兵大隊營區)，其餘多半還很新且仍保存良好。因此日本政府就以布政使司衙門的整座建築群，權充做為總督府轄下各單位之辦公處所。
由於「布政使司衙門」規模較大，最初是先被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近衛師團佔用設為司令部，並當做「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駐營所」。
隨著7月下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揮兵南下離開「布政使司衙門」後，此座衙署就交給臺灣總督府轄下的陸軍部使用。
直到1917年，「布政使司衙門」建築群才因結構腐朽而廢棄不用。
布政使司衙門西側剛建好2年的欽差行臺(籌防局) ，因外形頗為壯麗氣派，所以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就選定此廳舍做為辦公處所(附圖七)。
這座日據前期的「臺灣總督府」，是直到1919年3月總督府新廈(現今總統府) 落成後才正式遷離。
一度做為「總督府」的這座欽差行臺，深四進(「進」指建築群中軸線上之廳堂或門屋)，隨著臺灣總督搬遷至新廳舍辦公後，欽差行臺改名稱為「總督府舊廳舍」。
這棟廳舍一度做為盲啞學校，後又充做文藝展覽場地。
從1895年6月至1919年3月，「總督府舊廳舍」扮演全臺政治中樞的要角地位，共歷時將近24年之久，幾乎占了日本治臺50年的一半。
1932年，日本政府為紀念昭和天皇登基，拆除因結構腐朽而遭廢棄的原清代布政使司衙門，及西側另一棟「欽差行臺」，並決議將舊址一併改建為「臺北公會堂」(光復後公會堂改名中山堂) ，做為民眾集會場所。
1929年，第13任總督石塜英藏(1929年~1931年)視察舊廳舍，考量這座昔為「欽差行臺」的建築群曾當做總督府長達24年之久，有其特殊的歷史價值而想另外覓地移遷。
最後決定將具有古蹟意義的「總督府舊廳舍」(欽差行臺)分別拆成三部分，各自移地保存。
1933年，日本政府將「欽差行臺」主體建築拆遷至臺北市南海路的植物園內重新改建安置。
一部分建築移遷至圓山動物園，另一部分則改搬到淨土宗臺北別院(善導寺)，惜後兩部分建築現皆已拆除不復見。
位於臺北植物園內這座「欽差行臺」，目前是全臺唯一碩果僅存的清代閩南式衙署建築。
1985年核定為二級古蹟(現為市定古蹟)，並於1998年成立「布政使司文物館」。
此文物館的名稱沿用十幾年，後經時為中原大學景觀系李瑞宗教授詳加考證(李瑞宗現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發現名稱有誤，這棟遷建至植物園內的並非「布政使司衙門」，正確名稱應該是「欽差行臺」，因此在2013年特將此座古蹟正式更名為「欽差行臺」(附圖八)。
從清廷於1885年詔諭決定將臺灣改設行省開始算起，至1919年3月總督府新廳舍完工，並選在1919年4月正式遷入為止，北門及西門一帶(現今臺北市中山堂附近) ，因先後設有「臺灣巡撫衙門」、「布政使司衙門」及原為欽差行臺的「總督府舊廳舍」(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至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皆在此總督府舊廳舍辦公)等重要行政官署，在歷經清朝與日本統治的三十幾年內，這些官署建築群的集中區域堪稱是全臺政治中樞。
臺灣總督府剛成立之初，設民政、陸軍、海軍三局。
民政局下轄內務、殖產、財務、學務四部。
1896年，陸軍局與海軍局合併為軍務局，民政局在原組織下又增設總務、法務、通信，連同之前的內務、殖產、財務、學務合計共七部。
當時總督府內的廳舍配置，是將規模較大的原布政使司衙門大部分廳舍配發給「陸軍局」(後改為陸軍幕僚)使用，其中僅將原衙署內的一座「庫廳」，改做「臺灣銀行臺北本金庫」而非做為陸軍軍務用途。
欽差行臺(籌防局)前兩進建物與第三進前半段，交由「民政局」(後改為民政部)使用。
欽差行臺第三進後半段與最後一進(第四進)建物，由「海軍局」使用。
前中原大學景觀系李瑞宗教授於2007年11月編著出版《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書中第48頁內附一張「1903年總督府舊廳舍配置情形圖」(附圖九)。
經比對發現，也的確是有一座署名「台灣銀行台北本金庫」的辦公廳舍。
經上網搜尋得知此廳舍之由來並抄錄如下：「1899年臺灣銀行創立後，將前清的布政使司衙門「藩庫」改為「臺灣銀行臺北本金庫。」
「藩庫」是清代布政使司轄下一座糧錢儲庫(庫廳)，其位於清代布政使司衙門所屬各廳舍間的關係位置圖可參見李瑞宗教授《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書中第161頁(附圖十)。
本文之前提及的臺銀「臨時營業所」(第一代臺銀本店)，依據《臺灣銀行四十年誌》一書第11頁所述，是借用總督府建築內「舊清國政府廳舍」一角當做臨時營業所。
現經詳細比對「附圖九」及「附圖十」這兩張圖片，推斷當時這座臺銀「臨時營業所」(臺灣銀行臺北本金庫)所在的「舊清國政府廳舍」，更詳盡之位置應該就在「布政使司衙門」入門左側緊鄰「善後局」的地方。
再一一仔細比對《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書中第119頁至第122頁「中山堂附近今昔地貌比對圖」及另一張翻拍自網路的臺北市中山堂附近今昔地貌比對圖(附圖十一)，已可明確推論得知，臺北市中山堂大門前位於「遠東聯合診所」招牌下方的那座「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附近，應該就是當年「臺灣銀行臺北本金庫」，亦即本文所探究「臺銀臨時營業所」(第一代臺銀本店)的詳確位置了(附圖十二)。
附圖十一：臺北市中山堂附近今昔地貌比對圖(翻拍自網路)。
附圖十二：臺北市中山堂大門前這座「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附近，應該就是當年株式會社臺灣銀行「臨時營業所」 (臺灣銀行臺北本金庫)的詳確所在位置(拍攝日期：2018年1月17日)。
株式會社臺灣銀行這間「臨時營業所」(臺灣銀行臺北本金庫)，是於1899年9月26日開始掛牌營運。
後來日本政府先後拆除臺北城內的孔廟(舊址在北一女附近)與關帝廟 (舊址在司法大廈附近)，並於原地一帶陸續興建幾座重要官署(如臺灣總督府)及第二代臺灣銀行總行(本店)。
1904年2月1日，第二代臺灣銀行總行正式落成啟用，這間「臨時營業所」至此終於卸下它在「臺灣銀行」行史上做為過渡時期開路先鋒的重要歷史角色。
檢視臺銀「臨時營業所」(第一代臺灣銀行總行)的貨幣發行史，從1899年9月至 1904年2月這4年半內，先後於1899年9月29日、12月25日、1900年12月3日、1901年2月5日，陸續發行「壹圓銀券」(附圖十三)、「五圓銀券」(附圖十四)、「五拾圓銀券」(附圖十五)及「拾圓銀券」(附圖十六)，共四種銀券系列紙幣。
附圖十六：拾圓銀券(發行日期：1901年2月5日)。
歷經歲月考驗洗禮，當年臺銀「臨時營業所」發行的銀券紙幣，由於後來官方實施幣制改革(銀本位制改為金本位制)舊券回收極為徹底，以致銀券存世量稀少，基於「物以稀為貴」的收藏原則，再加上這些早期紙幣所蘊含的文獻價值，所以現今不論哪種面額的銀券紙幣，張張都已成價值不菲難得一見的臺鈔大珍品。
經由本文考證探究，或許可讓我們進一步瞭解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從原本只是一間毫不起眼的「臨時營業所」(清朝時布政使司衙門轄下之藩庫)，經過一再拓建、廣設據點和擴大經營業務範圍，終於使臺銀演變成目前國內最大、最重要的一家金融機構。
並也見證瞭解臺灣銀行對臺灣金融與經濟發展所扮演之重大角色、非凡貢獻，與創立百年龐大基業的整個艱辛歷程。
●此文於2023年1月18日原發表在「林永隆的臉書」，2023年1月18日再轉貼至痞客邦。
https://www.facebook.com/lingyulon/posts/pfbid0WGsAnRn2gENx66EkFoXZJjaJ91nFvV52dAHokMSFQgNzr25QCJHxdbvo2cpsbgq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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