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晚間，收到目前在高雄市某高中擔任歷史老師也是我的幣鈔收藏同好 — 陳佳洵老師從Messenger傳來「翰林出版社」高中歷史教科書的一張插圖和文字說明(附圖一)與我分享。
附圖一：「翰林出版社」高中歷史教科書的一張『錯誤』插圖和文字說明(插圖是目前位於台北市植物園內的「欽差行臺」而非早已不存在的「清布政使司衙門」)。
現將該張插圖之說明全部抄錄如下：「圖 6 – 2 – 28 清布政使司衙門(部分建築。1892年(清光緒18年)建，原為接待至臺灣視察的高級官員的行館。臺灣民主國時期改為「籌防局」；日治時期充作臺灣總督府廳舍，1919年臺灣總督府新廈啟用後，行館轉為臨時展覽及聚會場所。」
陳老師傳來這張歷史教科書插圖之用意，應該是基於專業認知而質疑圖中這座建築是否為「臺灣布政使司衙門」，並想聽聽我的看法為何！
由於長期收集與研究臺灣系列紙幣，因此對於「歷代臺銀總行」、清代在臺北城內設置的重要官署(1899年 9月株式會社臺灣銀行第一個本店就設於布政使司衙門內的「庫廳」)、臺灣神社(「臺灣銀行券」鈔票的正面圖案大都採用臺灣神社)......，等系列專題都有積極深入探究之強烈興趣。
這篇文章 ─〈是「欽差行臺」還是「布政使司衙門」— 從「翰林版」高中歷史課本的一張『錯誤』插圖談起〉，正是基於研究興趣而進行探究的一些個人淺見與心得。
在1890年代初期，若從昔日名為「承恩門」的北門進入臺北城，在現今「中山堂」一帶共有成「品」字分布排列的三座清代官署(附圖二)。
附圖二：在1890年代，若從昔日名為「承恩門」的北門進入臺北城，在現今「中山堂」一帶共有成「品」字分布排列的三座清代官署。其中「品」字上邊的那個口字是「臺灣巡撫衙門」；「品」字下邊之「左口」，是「欽差行臺」(1894年改為「籌防局」)；「品」字下邊的「右口」，是「臺灣布政使司衙門」。
這三座當時是清代臺北城內最重要的行政官署，分別是「臺灣巡撫衙門」、「布政使司衙門」及「欽差行臺」。
其中「品」字上邊的那個口字是「臺灣巡撫衙門」。
「品」字下邊之「左口」，是「欽差行臺」(1894年改為「籌防局」)。
「品」字下邊的「右口」，則是「臺灣布政使司衙門」。
若將這三座清代官署做一淺顯比喻，臺灣巡撫衙門層級最高其地位猶如「總統府」；布政使司衙門的行政體系龐大掌管事務繁多有如「行政院」；而欽差行臺在設立之初其功用就好比是「臺北賓館」。
「臺灣巡撫衙門」早在1895年6月7日，日軍進城前已遭暴亂失控的清兵破壞，幾乎全燬。
另一座「臺灣布政使司衙門」也因日本政府將在原地興建「臺北公會堂」(光復後公會堂改名為中山堂) ，而於1932年全遭拆毀。
上述這兩座當時全臺層級最高的官署建築(相當於現在的總統府與行政院)，所存留的檔案照片都非常稀少罕見，甚至有些較早期的黑白照片雖署名是「臺灣布政使司衙門」，但其實都是誤用「欽差行臺」之舊照且還行之有年而未見更正。
「臺灣布政使司衙門」與「欽差行臺」是兩座相鄰但各有用途的清代官署建築，但長久以來混淆不清或遭誤引誤用的情況卻屢見不鮮，甚至連官方出版書籍、歷史教科書、部分研究臺灣史的專家、學者也都曾犯此差錯！
這些差錯之緣由，若追本溯源應該都與一本名為《臺灣諸景寫真帖》的小冊有關。
這本名為《臺灣諸景寫真帖》的小冊共分兩輯(該書封面參見「附圖三」)，此書是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人員拍攝，並於明治 29年(1896年)出版。
附圖三：《臺灣諸景寫真帖》封面，此書是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人員拍攝，並於明治 29年(1896年)出版。
《臺灣諸景寫真帖》首輯僅35頁，除部分頁數放置三或四張小照片外，大多數頁面都以一張大照片為主，每張照片都另附題名、簡介及拍攝日期。
首輯拍攝時間在1895年9月16日至10月12日之間，拍攝地點包含北臺灣的基隆、臺北、新竹三地。
第二輯拍攝時間在1895年10月16日至11月7日之間，共收錄26張黑白老照片，拍攝地點則集中於南臺灣高雄(舊稱打狗)、臺南兩地，但主要還是以臺南為主。
在《臺灣諸景寫真帖》首輯內頁，刊登一張標註「台灣布政使司衙門」的黑白舊照片(附圖四)。
附圖四：《臺灣諸景寫真帖》首輯，內有刊登一張標註「台灣布政使司衙門」的黑白舊照片(正確名稱依該是「欽差行臺」而非「台灣布政使司衙門」)，照片中的這座原清代官署「有設窗戶」。由於日本人極重視房子的採光與通風，所以這張「有窗戶」的「官署」舊照，這些窗戶顯然都是日本在臺始政後才陸續鑿設。
拍攝日期依書上記載是明治28年(1895年)9月22日，此拍照日期距離 1895年6月17日總督府在臺始政已過了三個多月。
「附圖五」是一張翻拍自網路的舊照片，這張照片若拿來與本文所 PO的另一張相同官署建築之舊照片(附圖四)互相比對，可確知「附圖四」與「附圖五」這兩張舊照片都是臺北城內同一座「清代官署」無誤，差異只在於建築物「有窗戶」與「沒窗戶」。
附圖五：這張「沒窗戶」的「欽差行臺」舊照片，推斷應是剛興建時屬早期之原貌。
何以同樣一座清代建築群，會有窗戶是否開設的情況出現？
「附圖五」這張「沒窗戶」的「清代官署」舊照，推斷應是剛興建時屬「早期」之原貌。
由於日本人極重視房子採光與通風，所以「附圖四」這張「有窗戶」的「官署」舊照，這些窗戶顯然都是日本在臺始政後才陸續鑿設。
「附圖四」這張出自《臺灣諸景寫真帖》之舊照片，可說是目前最常被引用的一張影像圖片。
由於拍攝這張照片的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人員，當初在出版《臺灣諸景寫真帖》時，可能還搞不太清楚清代官衙的差異，所以才在書中明確標註此座建築群就是「臺灣布政使司衙門」。
此後大家就相沿成習甚至習焉而不察，凡是引用此照片幾乎都一律冠上「臺灣布政使司衙門」之名，而未詳加瞭解與研究其中是否有誤。
茲舉一例如下，由國立「國立臺灣博物館」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聯合掛名，於2002年4月出版的《黃虎旗的故事 ─ 臺灣民主國文物圖錄》，在該書第 177頁說明如下：「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在初期設於清代的布政使司衙門，直到 1919年新的總督府」(現總統府)落成後，才移至新址。」 (參見「附圖六」)。
附圖六：《黃虎旗的故事 ─ 臺灣民主國文物圖錄》，在該書第 177頁說明如下：「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在初期設於清代的布政使司衙門，直到 1919年新的總督府」(現總統府)落成後，才移至新址。」
上述《黃虎旗的故事 ─ 臺灣民主國文物圖錄》書中所附短短不到50字之說明，個人覺得最少就有兩個令人質疑之處。
第一：日治初期臺灣總督的「辦公室」(第一代臺灣總督府)是設於「欽差行臺」內的第三進東大堂，而非位在原清代的「臺灣布政使司衙門」，這是第一個有違史實的明顯錯誤之處。
第二：《黃虎旗的故事 ─ 臺灣民主國文物圖錄》書中這張附圖應該是張冠李戴，真的是清代的「臺灣布政使司衙門」嗎？
現今在臺北市南海路植物園內，設有一座於1985年被指定為二級古蹟，並在1988年成立「布政使司文物館」(今已更正改稱「欽差行臺」)。
「欽差行臺」是一座在開放時間內可供民眾免費自由參觀的清代閩南式官署建築(開放時間：星期三至星期日09：30至 16：30，星期一及星期二休館)。
「欽差行臺」原本位於臺北市中山堂附近，雖然遷建後的「欽差行臺」已非當初之原貌與全貌，但悠遊其間除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外，還是不難想像它早年曾是清代招待中央官員來臺視察的一座高級會館，與昔日身為「第一代臺灣總督府」之光采與風華。
此座深具歷史意義與教育價值的「布政使司文物館」，其名稱沿用二十幾年，都無爭議更沒人關注是否有誤！
後經時為中原大學建築系李瑞宗老師詳加考證(李瑞宗老師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發現此座古蹟名稱之認定，似乎有誤。
經李瑞宗老師研究認為，此座古蹟並非清代布政使司衙門，正確名稱在清末稱做「欽差行臺」(「欽差行臺」於1894年完工，那年適逢甲午戰爭爆發，臺灣巡撫唐景崧以「欽差行臺」做為「籌防局」主籌戰爭期間一切應急事務)。
1895年6月17日日本在臺始政，自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至第七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止，這前後七任臺灣總督其總督辦公室，皆設在「欽差行臺」第三進東大堂 (此東大堂在清代時是放置萬歲牌之所在)。
1919年4月，總督府搬遷至位於現今重慶南路一段的新址(現在的總統府)，是為「第二代臺灣總督府」，並將原本位於欽差行臺的「第一代臺灣總督府」改稱為「臺灣總督府舊廳舍」。
總計從1895年6月17日起，至1919年3月止，這座原清代的「欽差行臺」被規劃做為日本時代臺灣總督辦公室的時間，竟長達將近24年之久。
位於臺灣布政使司衙門西側的「欽差行臺」，是由臺灣巡撫邵友濂於光緒18年(1892年)動工興建，1894年完工後主要功能是專門提供做為外地高級官員來臺北視察的臨時住所及宴會、會議之用。
此項古蹟之正名，係由李瑞宗教授主導，經他查閱相關史料及地圖後，為符本建物之正確名稱，應修正名稱改為「欽差行臺」並呈請相關單位審核認定。
後經官方審定通過，由臺北市政府化局於中華民國102年2月1日以北市文化二字第10230278401號公告修正本古蹟名稱，將「布政使司文物館」正式更名為「欽差行臺」(附圖七)。
附圖七：由臺北市政府化局於中華民國102年2月1日以北市文化二字第10230278401號公告修正本古蹟名稱，將「布政使司文物館」正式更名為「欽差行臺」。
為正視聽並讓參觀的遊客充分瞭解，目前位在臺北市植物園內的這座「欽差行臺文物館」，館方還特地在入口處附近設立一個告示牌，簡單說明「布政使司文物館」目前已正式更名為「欽差行臺」。
為研究需要，目前我還留存「布政使司文物館」(舊版)與「欽差行臺文物館」(新版)各一份的導覽說明(附圖八)，藉此瞭解與佐證「正名」的由來與歷程。
附圖八：右邊是「布政使司文物館」舊版導覽說明，左邊是「欽差行臺」新版導覽說明(自藏)。
李瑞宗教授對「欽差行臺」這項主題學有專精素有研究，先前就曾在2007年11月經由臺北市「南天書局」出版一冊名為《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的研究專書(附圖九)。
附圖九：李瑞宗教授對「欽差行臺」這項主題學有專精素有研究，先前就曾在2007年11月經由臺北市「南天書局」出版一冊名為《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的研究專書。
「布政使司衙門」更名為「欽差行臺」其立論依據，許多都是依照李瑞宗教授這本《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書中的精闢分析與研究而來。
在該書第36頁(附圖十)所附插圖下方標註之說明如下：「遠方即是欽差行臺的建築群，1895年。左右兩側的最邊間，屋脊未採用翹脊。後方立有二座高大的旗桿，即為巡撫衙門的入口。」
附圖十：《臺北植物園與清代欽差行台的新透視》書中第36頁所附插圖下方標註之說明如下：「遠方即是欽差行臺的建築群，1895年。左右兩側的最邊間，屋脊未採用翹脊。後方立有二座高大的旗桿，即為巡撫衙門的入口。」
此外，我們再從「附圖四」這張照片實際的拍攝角度來探究，亦可確認是「欽差行臺」無誤。
在「附圖二」有兩根我另以紅色橢圓形特別標示的高大石雕旗杆處後方，即是當時「臺灣巡撫衙門」的位置所在處。
現若以這兩根高大石雕旗杆做為方位標的，從這三座官署的相對位置與角度來判定，在「附圖二」這張照片只可能出現「欽差行臺」，根本不可能出現「布政使司衙門」影像！
再反向來思考，若「附圖二」這張照片真的是品字下邊「右口」的「布政使司衙門」，則品字下邊「左口」近在咫尺且相鄰的「欽差行臺」又位在哪裡？
豈不是憑空消失了嗎！
雖然《臺灣諸景寫真帖》有誤在先，但在該書於明治29年(1896年)出版後的第3年，意即明治32年(1899年)，另有一個日本人 — 石川源一郎亦曾編著一本《臺灣名所寫真帖》，該書對「臺灣布政使司衙門」之說已略有修正。
在石川源一郎《臺灣諸景寫真帖》書中所附的照片有一段中文翻譯說明如下：「台灣總督府位於西門町三丁目通，建物是舊政府時代的行台，以供外來大官住宿，各官廳長官時常在此會宴集議，其功能類似東京的鹿鳴館。 光緒十八年(我明治二十五年)興建，光緒二十一年(明治二十八年)落成。明治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樺山總督等官員入駐此地， 宣布全島始政，而做為總督府，其內有陸海軍幕僚及民政部、監督部、臨時土地調查局等機構。」(附圖十一)
附圖十一：石川源一郎《臺灣諸景寫真帖》書中所附的照片有一段中文翻譯說明如下：「台灣總督府位於西門町三丁目通，建物是舊政府時代的行台，以供外來大官住宿，各官廳長官時常在此會宴集議，其功能類似東京的鹿鳴館。 光緒十八年 (我明治二十五年)興建，光緒二十一年 (明治二十八年)落成。明治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樺山總督等官員入駐此地， 宣布全島始政，而做為總督府，其內有陸海軍幕僚及民政部、監督部、臨時土地調查局等機構。」
上述石川源一郎《臺灣諸景寫真帖》那段中文翻譯提及的「行台」就是「欽差行臺」(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唐景崧將其改為「籌防局」)。
可能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人員拍攝的這本《臺灣諸景寫真帖》影響力較大，雖是錯誤之引述，並早已在民國102年2月1日由臺北市文化局依「臺北市文化二字第10230278401號公告」修正本古蹟名稱，將「布政使司文物館」正式更名為「欽差行臺」，並公告周知。
時至今日(2023年12月)，距離2013年2月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明確將「布政使司文物館」正名為「欽差行臺」也已經過10年多，但「附圖一」這張歷史課本的插圖明明是「欽差行臺」舊照，卻遭誤標示為「臺灣布政使司衙門」的類似情形卻仍持續存在未見改正......，甚至連編寫歷史教科書的專家學者們亦未注意此細節，犯了「張冠李戴」文圖不符的配對錯誤 (此圖明明是「欽差行臺」卻誤標為「臺灣布政使司衙門」)。
歷史課本所附插圖之對錯是客觀事實非常明顯且已有官方(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認證，這跟主觀的政治理念與意識型態絲毫無涉。
這項歷史教科書的小小錯誤只要有心更正絕非難事，在已有專家的嚴格考證與官方的審定下，編輯委員根本不必再大費周章花費時間精力去詳加考據與確認。
教育是百年大計，插圖錯誤雖是小事一椿，但為避免誤人子弟，還是不可不慎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