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幣發行辦法》於民國38年6月15日由臺灣省政府公布施行並呈報行政院備案，該辦法第三條與第四條的內容皆和發行面額有關。
現將這兩條辦法抄錄如下：
第三條：新台幣之單位為一元，新台幣面額分為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種。
第四條：新台幣之輔幣為角及分，以十分為一角，十角為一元，輔幣券面額分為一分、五分、一角、五角四種。
由上述發行辦法可確知，高面額的壹百圓大鈔其實早在38年6月15日幣制改革實施前就早已印妥備用。
當時因國府在大陸方面的軍事節節失利，加上一般民眾心中對金圓券及舊臺幣時期惡性通貨膨脹之陰霾猶在，經多方考量，認定在客觀環境仍未臻成熟的情況下，此種高面額的壹百圓大鈔只好封存於庫房暫緩發行。
民國47年8月，金門歷經一場驚天動地的「八二三炮戰」洗禮，而能安然挺立不被擊倒，至此兩岸隔海對峙的局面終於確定，台灣的政、經情勢總算稍趨穩定。
由於財政收支日漸平衡整體經濟環境也有所改善，政府為了因應金融界及工商業的需求，乃有發行大鈔之構想。
雖然那時民間及部分立委對於是否該發行大鈔仍有不少質疑的聲浪，但財政當局及臺銀最後還是毅然決然將已庫存12年之久的壹百圓大鈔於50年6月9日正式推出發行。
發行於50年6月9日的壹百圓大花 (自藏)
新臺幣鈔券，若從50年5月1日開始發行的五十年版壹圓券算起 (新臺幣第一張橫式券)，鈔票之型式已全由早期「直式券」逐漸改為迄今仍沿用的「橫式券」。
但50年6月9日發行的大花、小花這兩款百圓券卻又再回復為「直式券」，似與已全面發行橫式鈔券的旨趣不符。
故等到「五十年版壹佰圓」在51年6月11日接續發行後，隨即回收大花及小花這兩種直式百圓券，但考量這兩款鈔券因面值太大恐會滋生弊端，乃宣布於51年11月30日正式停兌並作廢。
有關臺銀何以同時印製大花、小花這兩款不同設計的直式百圓券？
集鈔界有一說法：認為「大花」係準備在「外島地區」發行，而「小花」則擬使用於「台灣本島」。
但對照當年的臺海情勢、相關歷史背景與當時物價及一般百姓實際收入 (民國39年臺灣地區平均每人國民所得約1407元)，個人卻另有不同見解與質疑。
大花與小花在38年6月15日幣制改革前即已印妥準備發行，但當時中央政府尚在大陸猶未撤遷來臺 (38年12月7日行政院公布遷臺，12月9日行政院正式在臺辦公)。
是時主導整個幣制改革的重要人員是臺灣省主席陳誠及省財政廳長嚴家淦。
參照當時已甚危急的大陸局勢可確知︰從37年秋天到38年1月底，在這短短半年內，影響國、共內戰勝負關鍵的三大戰役，亦即東北「遼瀋會戰」、華北「淮海會戰」 (又稱徐蚌會戰)、「平津會戰」都已先後結束，廣大的東北、華北、華中在國府軍事節節失利的情況下，盡皆落入共軍之手。
38年4月21日中共「人民解放軍」在毛澤東及朱德發動全面總攻擊令後，更已順利飛渡長江天塹，短短四十天內，南京、杭州、上海等幾個華東大城市紛紛淪陷棄守，福建省境內的福州、廈門此時也是岌岌可危朝不保夕。
面對如此險惡的軍事局勢，和政、經不穩引發的通膨壓力，試想：「臺灣的安危存亡」與「幣制改革成敗」這兩項重大議題的結果猶在未定之天，整體情勢已是危急萬分自顧尚且不暇之際，個人甚懷疑主其事的財政當局在那遍地烽火的危急時刻，是否還有餘力會考慮想在「外島地區」另外再發行不切實際的大面額紙幣？
原本兵敗如山倒的局面之所以產生大逆轉，關鍵就在38年10月25日的一場戰爭 ─ 金門古寧頭戰役。
這場戰爭歷經三天激戰，國軍終於大獲全勝並使原本所向披靡的共軍踢到大鐵板首嚐敗績。
此後，國、共雙方暫時隔海對峙，國民政府也藉此整軍經武稍微喘一口氣。
39年6月25日韓戰開打，美國考量亞太地區的整體戰略情勢後，由杜魯門總統下令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
加上毛澤東此時又選擇介入韓戰，39年9月初更將預定攻臺的主力部隊全數調往東北。
39年10月，中共以「抗美援朝志願軍」之名跨過鴨綠江大舉開進韓國，原擬攻打金門的軍事計畫只好暫緩延後。
因此在美國介入臺海防禦與中共調動大軍至韓國參戰的有利情況下，臺灣當局原所面對迫在眉睫的危急形勢才得以因焦點轉移而趨緩。
在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有一句重要的結論這麼說：「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而韓戰開打，則救了國民黨」。
試想，若非受到「古寧頭大捷」與「韓戰開打」的雙重影響，真不知在那風雨飄搖情勢岌岌可危的情況下，當時已是一個頭兩個大的國府當局是否具有如此高遠之見識，竟能早先預知瞬息萬變的臺海局勢馬上就將轉危為安，金門、馬祖也能安然固守，接著又深謀遠慮好整以暇，進一步計畫想要準備發行限外島地區使用的直式大花百圓券？
38年8月15日負責統合江蘇、浙江、臺灣、福建、海南等地政務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在臺北成立。
筆者認為主導幣制改革 (38年6月15日)的臺灣省政府在中央政府尚未遷臺及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還沒成立前，充其量不過是個地方政府，是否「有權」或得到「授權」而能管到原隸屬於其他省分的紙幣發行權，這還是一個大疑問？
而且就算當局準備要在金門地區行使大花之說法確實為真，但當時仍受國府掌控尚未淪陷人口甚多在戰略地位上更與臺灣互為犄角的「海南島」(當時是面積僅次於臺灣的第二大島)，與另一個重要據點 ─ 浙江之「舟山群島」，此時為何卻偏偏被忽略？
在 38年6月15日這一波新臺幣的發行計畫中，何以竟沒半個人提到不妨也在「海南」與「舟山」亦交由臺銀「順便」發行紙幣供這兩地使用呢 (海南與舟山皆是在39年5月先後撤守。38年7月國府曾在舟山群島發行浙江省銀行銀元輔幣券與銀元兌換券)？
現再回頭重新審視當時的金門實況：38年6月之前，雖然國共內戰已在大陸打得正火熱，但此時國軍根本還未在金門設防。
直到38年6月中旬，國軍廈門要塞司令部成立金門要塞總台，才從上海吳淞要塞撤來的殘部配備有10門57毫米的戰防砲、10具探照燈，不久又再增加20門的25毫米機關砲來擔負防禦。
金門可說是從這時起才開始在島上構築簡單的防禦工事，並鋪設通信線路。
再根據《金門縣志卷九兵事志》第1237頁之記載︰「三十七年二月，空衛地勤部隊兩團，進駐本島。三十七年十一月，國軍傘兵一隊進駐本島。三十八年，勦共軍事方殷，本縣兵役配額四百八十七名，內包括中央常備兵、預備兵及本省保安團隊兵額。」由上面敘述可知：當時金門駐軍既少又缺乏完備的陣地工事，根本只是一座孤立無援毫無防禦能力的蕞爾小島。
另依曾任金防部司令的胡璉將軍在《金門憶舊》一書第5頁之記載︰「民國38年國軍進駐前，金門當地居民只有三萬七千人」。
綜合以上所述可確知：金門當時軍、民人數在臺灣本島於38年6月「實施幣制改革」的同時，其實際人口尚不到四萬。
以這麼少的人口需要印製總面額是2000萬元的20萬張百圓大花券來供全島軍民使用嗎？
38年8月，因福建情勢危殆，二十二兵團司令官李良榮將軍奉令移防金門，此時才有「專任戍守」金門之責的國軍部隊正式進駐。
從38年8月到10月初，當時駐守小金門及大二膽兵力約有三千人，另金門本島約一萬七千人，兵力合計才兩萬。
而金門駐軍是直到38年10月9日，亦即古寧頭大戰前兩週，胡璉的十二兵團正式進駐與支援後，島內之兵力才為之大增。
金門因古寧頭大捷一戰成名，金門的戰略地位也是至此才受國府重視並陸續增派大軍駐防。
但在38年6月15日之前 (發行與印製雙色壹圓、伍圓、拾圓、大花、小花時)，金門當時人口區區還不到四萬，駐軍更是少之又少，其戰略地位明顯還未受當局重視。
仔細思考，此時此地臺銀想要印製高面額壹百圓大花供金門軍民使用之說法，若能深入了解其時空背景，筆者覺得根本是不可能之事。
之所以會張冠李戴，可能是一般民眾對金門常視之為「反攻大陸的跳板」及「捍衛臺澎之前哨堡壘」，所以心中仍長期存著軍力龐大、戒備森嚴的「刻板印像」吧 (民國六十年代金門兵力最高峰時期，曾超過10萬人)！
另檢視金門行使新臺幣的最早相關規定，是民國38年12月3日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通過的『金門行使新台幣辦法』十項要點。
該辦法規定金門及附近小島應行使券面加蓋金門字樣之新臺幣鈔券，且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核定金門的新臺幣發行總額為1000萬元，並按實際發行額撥出等值黃金做為十足準備金，繳存中央銀行保管。
但在此之前若沒有法令依據，臺銀是否有權可逕自決定在金門發行通用紙幣？
何況連最低面額的壹角、伍角等輔幣券都遲至41年5月1日才在金門正式推出，則在38年6月15日之前，配套措施都還未完成的情況下，財政當局哪有可能會考量在金門推出根本是窒礙難行且金額竟高達2000萬元的百圓大花券呢？
依據以上種種陳述，筆者認為大花原擬在外島發行的說法，根本存在許多不合理、不可能之處。
至於臺銀何以會同時印製大花與小花兩種不同版式的鈔券，並且還選在同日發行？
個人臆測，可能是因大花無底紋較易偽造，而如此大面額的偽鈔若不慎流入民間，將對金融安定影響甚巨，故只印了一小部分 (AA字軌 0、1兩個字頭共 20萬張)就喊停，並隨即更改設計另印製有底紋且較不易偽造的壹百圓小花券來取代。
大花、小花早於民國38年即已印妥備用，庫存12年因有現實上的需要，在物力惟艱且為了「物盡其用」不想白白浪費資源的前提下，才在50年6月9日將兩種百圓大鈔一併推出發行。
大花在50年6月9日當天發行，集鈔界尚有另一派說法︰認為係臺銀的臺北市南門分行因作業疏失，竟誤將一批大花券夾雜在小花中不慎混合推出，事後雖發現也只好「將錯就錯」就讓大花、小花這兩款百圓券一併流通。
上述之相關說法參見《臺灣貨幣》第169頁，書中登載大花是因「50年6月9日未公布誤發出」之語。
另《台灣紙幣》一書第149頁及高雄東南集郵社發行的《台灣錢幣目錄》一書第4頁亦都持類似說法。
但實情果真如此嗎？
根據臺銀董事長尹仲容先生在50年6月9日，亦即直式百圓券發行當天舉辦的一場例行記者招待會上，為保證百圓大鈔絕不濫發以免造成通貨膨脹，尹董事長更曾當眾宣示一段重要的談話︰「百元鈔券預定發行額為二億二千萬元，絕不會超過總發行額的二成」(詳見50年6月10日《聯合報》第二版)。
另尹仲容先生當天下午在「立法院」又說︰「目前百圓券總數為兩億兩千萬」 (詳見50年6月10日《聯合報》第二版)。
50年6月10日《聯合報》第二版
臺銀尹仲容董事長在6月9日的一場例行記者招待會上提到：百元鈔券預定發行額為二億二千萬元，絕不會超過總發行額的二成 (參見50年6月10日《聯合報》第二版)。
臺銀尹仲容董事長與財政部長嚴家淦在6月9日下午列席立法院院會，尹仲容曾說：「目前百圓券總數為二億二千萬」 (50年6月10日《聯合報》第二版)。
此「兩億兩千萬」的發行總額恰與大花AA字軌0、1兩個字頭20萬張，小花LY、MZ兩組字軌200萬張的合計總額剛好完全相符。
尹仲容特別選在6月9日百圓券發行當天，先後於兩次公開且重要的場合，一再明確表示直式百圓券的發行總額是「兩億兩千萬」。
尹仲容董事長 50年 6月 9日當天，這兩次重要的發言依常理判斷：絕不可能是早上九點銀行剛開門營業，不久就接到通報察覺竟然「誤發」大花百圓券，因此為了滅火只好隨即請董事長立刻出面來擦脂抹粉掩蓋真相吧！
再依「50年6月8日銀發字第8121號臺灣銀行總行公告」(刊登於50年6月9日全臺各大報)，可確知：直式百圓券的兌換最初僅限於「臺銀總行」，可知臺銀南門分行當時並無承擔這項兌換百圓大鈔的業務。
而「臺銀南門分行」既無擔任此項兌換大鈔的業務，又何來誤發之舉？
因此大花是因銀行作業一時疏失才誤發的說法，個人認為其中還有許多可待商榷之處。
50年6月8日銀發字第8121號臺灣銀行總行公告
位於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120號的臺灣銀行南門分行 (攝於2011年4月16日)
「大花」是早期最高面額的新臺幣紙鈔，發行量也是所有本島鈔券中數量最少的，只有20萬張。
其圖幅、紙張大小和「小花」都是新臺幣各版式紙鈔中最大的，加上圖案設計顯得氣勢磅礡莊嚴宏偉頗有王者之風，故早年還曾被譽為是本島券的「臺鈔之王」，全新帶 3券更是藏家們夢寐以求的大珍品。
大花百圓券版式區分為長足A、短足A，迄今還未發現跛足A。
其中以短足A較少見，但長足A與短足A的出現比率相差並不大，若不論品相想找齊一對長足A與短足A並不難。
另本版鈔券還曾發現數對長足A、短足A的連號異版票，甚至還有更珍罕的一對全新連號帶3券 (AA168235短足A、AA168236長足A)曾在2006年9月的北部某家著名幣鈔拍賣目錄上公開出現，最後並以包含佣金約六十餘萬元的高價拍出。
百圓大花發行迄今已將近50年，但留存至今的全新帶3券非常罕見。
與百圓大花發行僅隔一年的「五十年版壹佰圓」(51年6月11日發行)目前全新帶3券市價約五、六千元，兩種發行年代相近的百圓券其價差竟高達六十餘倍，還真令人難以想像。
由於大花全新券確實是難得一見，多年來曾多次耳聞民間或某藏家手中尚留有整疊的大花全新券，但在高價利誘下雖過了50年至今卻還是「只聞樓梯響，未見人下來」。
當然也不排除傳言的可靠度與真實性，但「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仍要再等多久呢！
亦或只是一齣引人遐想的夢幻劇！
百圓大花冠群芳，全新帶三更超常；
尋尋覓覓二十載，始得珍品入吾藏。
●此文於2011年5月27日原發表在「YAHOO！奇摩部落格」，2013年12月4日經補充修正後在痞客邦重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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